王东成谈孤独感

王东成谈孤独感

专家学者谈《民国背影》

时间：2009年4月5日。

地点：通州台湖星湖生态园。

王东成：耀杰兄的书有许多东西能变成我课堂教学的内容。我是1949年出生的，78年上大学，89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停教两年，2004年我宣布退出共。我说这些，就是我的经历很能反映我的情操、态度与立场，我通常认为立场先于观点，欣赏马丁·路德那句话：“这就是我的立场。”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对目前中国的事情是怀着悲观的心情做乐观的事。

耀杰给我这样一个感觉，我在他身上看到对社会的关注，这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我也是一个高校的教师，刚才跟陈子明和丁东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高兴事情，就是参加遇罗克雕像的揭幕式，这些事给了我很大触动。自从登上大学讲台，就觉得我这一生可以讲两个人物，一个是林昭，一个是遇罗克。他们的精神和我们现在高校知识分子状况作点比较。我最忧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迅速白领化。

我一直认为包括我在内的是弱势群体，高校中的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是被边缘化的极少数，我认为张鸣就被边缘化了。我所在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请张鸣做一个讲座，讲民国的三个面向，讲座之后我们学校在消息报道中把他给拿掉了。为什么？因为张鸣牵涉到08年的某个章。

我觉得知识分子的白领化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少数知识分子因为坚持理想、坚持启蒙而被边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当然是来自权力打压；一个来自所谓知识分子同行非常不干净的蔑视；还有一个是来自青年一代的不理解。我们传播系的学生说：“你们中文系的学生看电影，讲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我们搞传播的，有的老师天天讲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学的是怎么拍摄，怎么扛摄影机。你们动不动就讲文革，那些事跟我们有什么干系，难道不知道这些事不能活吗？不知道这些事，我们可能活得更好。”

我就觉得青年一代之所以有这些的情绪，跟我们整个高校的氛围有关系，张鸣在我们学校做了一次演讲之后，有一个学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是他自己感觉不知道挺好，知道了很痛苦。张鸣在上面说“宁可痛苦不做一头幸福的猪”；学生说：“不对，我宁可做一个幸福的猪而不愿意痛苦。我拒绝痛苦。”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的白领化对中国伤害极大，我根本不寄希望于权力者有什么变化，我不关心庙堂的事情，我在乎的是民间社会的发育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因为他们的程度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情操与情怀。

我过去跟丁东说，秦晖的什么观点我都赞成，有一个观点我不赞成，他认为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是一些假象，一些人可以高喊反西方的口号，第二天还去大使馆办签证。我说这都不能说没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真实存在。我觉得现在的民族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区分什么叫中之国？什么叫中之共？我爱中国啊，我被国家的权力者绑架了，我们是人质，权力者是劫匪，为什么要把权势者的利益说成是中国的利益？这是你强加给我的理念。

但是，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包括他们的老师，他们不去区分中之国与中之共，他们的观点是：中国即中之共、中之共即中国，我认为中之共有的时候也是中国，我不反对这点；但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东西。这个东西，跟青年人讲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爱我们的民族，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站立起来，立人是强国的前提。我们的青年一代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是由谎言和谬论搭建起来的，并且达到了一种不想了解真相的地步。……

我看过胡星斗网上的东西，很支持也很赞成。批毳确实是我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大事，但我认为中国错过了批毳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希特勒在德国被彻底否定？就在于德国人抓住了最好的时机。二战之后的日本失去了否定罪恶产生机制的最好时机，我们明明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有点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趁热打铁，把毳最大程度否定掉，中国就不是这个局面。

……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今年60岁了，能站多少天讲台就站多少天。我是一站讲台，二去教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越来越感受到基督信仰的支撑对我非常重要，否则我会觉得力不从心。

现在的中国到了是非不清的程度，我问过学生：章诒和写的《谁出卖了聂绀弩》，写冯亦代当卧底这个事。假设你们处在哪个时候会怎么做。有些学生说“这算什么？要我我也干。”这个荣辱没了，我们不去讲这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假如你为了什么告密你的朋友，这些事是比较难堪的，你良心上有颤抖。“无所谓”，不感到不好，一是对真相的不了解，二是对真相不想了解，是非不清楚。跟丁东这么年在一起交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我感觉太好，但一般在群体中都是被边缘化的，都是少数，所以都有极大的孤独感，来聚会也不过是互相取暖而已。谢谢！

王学会：我不懂历史，也不是专家。作为媒体记者，只是记录时代、记录历史。但就今天的议题，我有两个思考：一个是我们要关注历史的“断代”，二是要关注底层现象的社会基础。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坐而论道。我跟耀杰兄、星斗教授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各有各的专长。但就我的行业中的“记录”二字而言，不管是现代的、历史的，都有历史概念这个主线。

刚才东成老师讲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加上铁流老师、杜光老师、茅于轼老师对“右”这个概念的描述，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换言之，那是他们的历史。

说毳不好，说文革应该清算，说“右”应该清算，我们可以理解，但其他人是否理解呢。我担心“断代”，历史会因此蒙上阴影，后人对我们的历史与时代会是什么解读呢？所以我担心。包括铁流老师、杜光老师、茅于轼老师这样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铁流老师对文革对右派这些事情比较了解，但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隔代的，我们生在十年文革中间，我们长在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10年文革有朦胧的感受：就是饥饿。但是对30年感受比较深刻，刚才茅于轼老师说，比较肯定30年；但是，我们对于30年有不同的理解，有不满足的地方。

刚才谈到断代，假如说我们到你们这个年龄该怎么和后代说我们这段历史，耀杰兄研究民国历史的人和事，无非是求真求实，还原历史。49年以后这段历史，我们的后代拿我们怎么去说？我们跟你们这个年龄是比较连贯的，我们对毳的时代不很了解”。作为作为媒体中人，该如何让事实传承下去，我们早晚要归于历史，我们如何传承历史，事实上，在底层毳是很有市场的，哪怕是作为一个符号去运用。这是我的担忧。几乎每周都会接近现实，现实太不如意了，有太多的丑陋，什么样是健康的东西？什么样的历史应该传承，什么样的社会思想该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