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黄金时代》的反复炒作,“黄金时代”四个字一炮走红,几乎成为民国时期的代名词。但是,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含金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却很少有人认真考究。
没有一个人读懂萧红的“黄金时代”
文载南方都市报2014-09-21
张耀杰 文化学者
随着国产电影《黄金时代》的反复炒作,“黄金时代”四个字一炮走红,几乎成为民国时期的代名词。但是,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含金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却很少有人认真考究。
“黄金时代”的出处,是萧红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其中写道:“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接着这段话,萧红专门解释说:“上面又写了一些怕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
萧红之所以怕引起萧军“误解”,是因为这段话所涉及的是两个人之间最具根本性的价值分歧。
1932年8月底,萧军把疼痛难忍的萧红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三等产房待产。半年后,萧红在纪实小说《弃儿》中记录了这段生死磨难。小说中的“芹”即萧红自己。“芹”新认识的爱人“蓓力”,指的是萧军。孩子生下第六天,经萧红同意被别人领养。作为一名成年母亲,萧红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遗弃罪。但是,此时的她已经从左翼文学青年萧军那里,学到了一套推卸转嫁个人责任的特殊逻辑:
“当芹告诉蓓力孩子给人家抱去了的时候,她刚强的沉毅的眼睛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 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当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 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
1936年7月,在鲁迅、胡风等人帮助下已经在上海打开局面的萧军、萧红二人,陷入新一轮情感危机。萧红为此东渡日本,萧军则躲到青岛创作了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其中的故事情节,恰好与萧红的《弃儿》有所衔接。男主人公“我”受过军事训练,流浪哈尔滨期间偶然拯救了有才华的落难女子“芹”。昔日的战友劝告“我”前往磐石打游击。“我”“为了爱的缘故”留了下来,“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
小说发表后,萧军将杂志邮到日本。萧红在回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
在这封信的结尾,萧红幽怨而坚定地表示说:“从此我可能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1937年5月9日,正在北平进行新一轮心灵疗伤的萧红,针对又一次移情别恋的萧军在来信中写下的训导文字回应道:“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 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 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
与上述文字相印证,鲁迅在1923年的经典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表示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连“救活一人”甚至于连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个人责任都不能够或不愿意担当,却偏偏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自己家里高调标榜公共领域的“参政权”,甚至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其实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空洞虚伪的精神胜利法。
应该说,总是在家里与萧红纠缠“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的萧军,其实是一个阿Q式的自欺欺人、空洞虚伪的男权骗子。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谓大多数的利益,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每一位个人以人为本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假如每个人的幸福都得到满足,每个人价值都得到实现;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黄金时代”的理想社会。像萧红这样在人生顿悟中开始专注于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并不是她软弱自私的标志,反而是人性觉醒和理性回归的表现。
借用胡适的话说,萧红所向往的“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境界:“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便是易卜生所说 救出自己 的意思。这种 为我主义 ,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然而,在我所阅读的所有相关文字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真实内涵及其含金量。充斥各种报刊文章和网络宣传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煽情误导。
其中表现得最为奇怪的,是上海女作家毛尖的专栏文章:《所谓的“黄金时代”,是萧军的,不是萧红的》。这篇文章撇开“黄金时代”具体所指而得出的结论———“要说真有一个所谓的 黄金时代 ,那也只能是萧军的,不会是萧红的”———与萧红对于黄金时代的理解恰恰相反。
相比之下,许鞍华在电影中借萧红之口所说的———“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反而是对于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一部分的怀旧回归。这部电影的主要价值,就是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黄金时代”的怀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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