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袭人07：林则徐撒谎不？

暗香袭人07：林则徐撒谎不？

易中天看过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之后感叹说：“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对于林则徐，面对着其民族英雄的神圣光环，易中天有所客气，对他下的结语是：“相对诚实”，“基本不撒谎”。 

嘛叫“相对诚实”？嘛叫“基本不撒谎”？

可以说，天朝大吏当时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看不懂英夷的实力，即使看懂了，还不能跟最高统治者明说。比如接替林则徐在广东做钦差大臣的琦善给道光汇报时，就动不动说些实话：他说“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他说“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点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置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他说大家汇报给皇上的“即叠获胜仗，亦均不免粉饰”；甚至他自己在广东做的战备工作，他都给皇上坦白说乃“虚张声势”，唬人家鬼子的。

总之，这是一个忠实的、想说真话的奴才，但最后还是因真话惹恼了主子：他先把自己签订的《穿鼻草约》底稿奏上；后说广东实在敌不过英夷，因为“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最后还跟主子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 可道光回他的是暴怒：“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并且发出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 一句话，给领导说实话，领导却认定是谎话，且动机不良，其心可诛，你说属下咋办？

相形之下，琦善的前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对英国海军实力也有明确的了解，他心里清楚地知道，清朝水师绝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

这一了解，最早可以提前到1832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派出一只载有78人的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北上进行侦察活动。其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德籍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三人的分工是：士礼负责测量沿海海湾与河道的深浅，绘制航海地图；胡夏米冒充船主，主持调查侦察活动，并向沿海中国居民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赌博明论略讲》、《说诚》等小册子；郭士立充当翻译兼医生，在沿海口岸以行医为掩护，与中国人民深入接触。当然，船上也装了一些毛呢、洋布，以与沿海中国居民做试探性交易。公司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达到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利于英国；摸清中国对西方商品的大致需求和可以开出的价格与中国人出口货的价格以及运输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阿美士德”号这次航行的任务，依然没有超出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英国的那个对华目标：冲破清朝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扩大与清朝的商贸关系！

胡夏米一行沿海北上，由福建而浙江，惊动了沿海官民，更惊动了远在北京的道光。因为不管是福建水师还是浙江水师，都未能阻挡住一只英夷商船的北上。这一点让郭士立深觉诧异，说：“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

林则徐正式接任江苏巡抚是在1832年7月5日。7月6日他就接到了道光给他们几个沿海督抚的谕旨：“著琦善、陶澍、讷尔经额、林则徐严饬所属巡防将弁，认真稽查。倘该夷船阑入内洋，立即驱逐出境，断不可任其就地销货；并严禁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等图利交接，务使弊绝风清，经肃洋政。”

7月17日，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联衔上奏，说：据苏松镇总兵关天培和苏松太道吴其泰禀称，夷船于6月20日“乘风驶入江南羊山洋面”，怕他们“乘风而北，由山东径抵天津”，准备“令海营多备巡船，押护至浙省交替，俾令挨次由闽折回粤省”，“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亲自督押，另饬游击林明瑞押赴浙江交界，以便交替护送”。7月9日把夷船押到浙江洋面，“现已飞咨前途，一体派列巡船押护南行，俾令由浙至闽，回返粤东，以免此逐彼窜，上副圣主肃清洋政至意”。 

按林、陶的奏报，“阿美士德”号已被递送出境。7月22日，林则徐为此事补奏，说：“访闻该夷船人胡夏米等，因在广东争占码头被逐，畏罪不敢回国，咨会粤省知照该国，将此撤回”。按此补奏，胡夏米直接就被驱逐回国了。可是不久之后，山东方面上奏，7月15日在刘公岛洋面发现夷船一只，经询问，乃是从江苏被逐过来的。道光一看就不乐意了，下谕责备林则徐与陶澍：“既奏称将该夷船押护南行，不任北驶，何以复窜入山东境界？” 

林则徐与陶澍发现瞒不住道光了，再次联衔上奏，解释说：夷船被押逐出境自是不错，但是过了浙江尽山洋面，水深五六十托，江省兵船不能寄碇，即浙省兵船亦不能在此守候。所以江苏方面回船告知浙江方面，让他们派兵船前往驱逐。后来据浙江方面报告，夷船向东南外洋而去，瞭望不见踪迹。为此林、陶总结说：夷船估计是由尽山东南之深水大洋北窜山东的，因为“夷船一经放出外洋，即一望无际，四通八达，船由风转，倏而东南，倏而西北，不能自主，亦不能寄碇，两船同行，转瞬之间可以相去数十里，彼此各不相见，故该夷船一放外洋，兵船即无从押逐”。 

如果夷船没有窜到山东，那么道光就不会责备林则徐等人；如果林则徐不受责备，那么有关清朝水师不善大洋航行、无力押逐夷船的实情，他也不会上报道光的。所谓的“无从押逐”，其真实意思应该是，清朝水师根本追不上“阿美士德”号，是人家甩咱，不是咱逐人家。所以，胡夏米一行的沿海北上，清方水师既无力阻挡，又无力押逐的现实，已经让林则徐对英船实力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虽然了解了英船的实力，但是为了哄道光高兴，林则徐与陶澍还是另上一个附片，建议：夷船若再南行过来停泊海口，他们当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船强行搜查。如有鸦片烟土等物，全数没收，并传同夷众当面焚烧，他们若敢反抗，即多派水师兵船排列巡行示以声威。道光对此作了两个批示。批示一：“日者不当视为易易，含混入奏；而今亦不必如此张皇，妄呈才能”；批示二：“此事总以不准停泊销货为正办，再要明白交替，不可两省推卸。若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则责有攸归矣。凛之”。   

这是林则徐第一次显示对英国鸦片采取没收、焚烧甚至不妨示以兵威的奏折。可以说，几年之后的广东缴烟与虎门销烟，大致就是这个思路的演绎与操作，但道光皇帝担心启衅而严厉批评了林、陶二人。

由于道光皇帝的最高指示是“只撵不打”，所以从2月份到9月份，胡夏米们游遍了中国的沿海地区，最后从山东到朝鲜再到琉球，回到了澳门。收获是：绘制了详尽的航海图；看透了中国军队，认为不管是陆军还是水师，都远远不是英国的对手；查知了中国的国情，知道中国普通民众跟中国政府根本不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是英国政府后来之所以敢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所在，更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核心所在。至于林则徐本人，虽然无从亲见，但是从关天培等水师将官的口里，还是对英船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种印象直接决定了他广东禁烟时期的海防政策与方针。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东上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他在广东的海防政策与方针，体现在一系列的奏折中：

1839年9月1日，他上奏说：虽然英夷船坚炮利，但是“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转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 在此折中，他断定英船只适合外洋作战，不适合内河作战。

1839年11月21日，林则徐上奏，说：英兵船阻拦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已被提臣关天培击退。夷船“虽已逃窜不遑，究以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蹑”。 在此折中，林则徐透漏出清朝水师木料不坚，不适合外洋追逐的意思。

1840年3月7日，林则徐已听说英夷可能出兵前来寻衅，不过他认为纯是恫吓与谣言，不足采信。对于英夷两只兵船的驾到，他认为：“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足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 这个折子中，林则徐的意思比较含混，说清朝水师外洋作战也不是不足以胜算，只是怕师船出洋后收不回来。道光如果有脑子，至少应该这么反问一下：英船远涉七万里都不怕风信无常，清朝水师在家门口就怕出洋之后有去无回，那它又怎么能是英船的对手呢？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宣布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进行封锁。6月30日，他留下四五艘船舰在广州执行封锁任务，带领四十多艘船舰北上，鸦片战争开始。由于清方不懂西方游戏规则，导致英方在厦门打着白旗递交最后通牒的目标没有完成。7月3日英船离开厦门到达舟山。7月6日，定海失陷，随后，整个舟山失陷。

1840年7月19日，尚未得知舟山已经失陷的林则徐上奏：“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因现值南风盛发，师船出口系向南行，尚须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即当整队放出外洋，大张挞伐”。 这个折里，林则徐再次表示了可以出洋作战的意思，可惜天公不美，刮的是南风，所以广东水师没法南行作战云云。

1840年8月3日，林则徐得知定海失陷，感觉不妙，于8月7日给道光皇帝上“密陈重赏定海军民诛灭英兵片”。在这个折片中，林则徐对英国的海陆军作战能力作出了更详细的判断：“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这个奏折给道光皇帝传递出如下信息：第一，英军腰腿天生有缺陷，跌到地上就爬不起来了，所以基本没有陆战能力，不说清朝正规部队，就是平民百姓就足可以对付了。第二，英国船坚炮利。若洋上与之交锋，没有致胜把握。这两个信息，都是林则徐的真实意思。

道光皇帝深处禁中，对于这种信息，当然没有任何辨别能力，所以在9月5日仅朱批曰：“知道了”。

问题是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16日，林则徐又给道光上“英兵船在粤寻衅现续筹剿堵情形折”。说自己将于8月17日“带印登舟，赴离省八十里之狮子洋，将所练各兵勇亲加校阅，如技艺均已精熟，即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

在这个折片中，林则徐的整队出洋仍然不确定，只不过不再归罪于南风了，而是另换一个前提条件：“如技艺均已精熟”云云。定海的失陷，以及林则徐的左右蒙混，终于让道光皇帝动了怒，于9月18日下发廷寄，严厉批评林则徐：“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 

廷寄没有到达广东之前，也就是9月24日，自知定海失陷难免引起道光迁怒于己的林则徐再上一个“密陈禁烟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效力片”。在这个折片中，他再次声明：“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蓠，亦足以使之坐困也”。在折片的最后，他提出：船炮乃海防之物，应该长久筹划。广东从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税银已收入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

如果说“固守藩蓠即足以使英夷坐困”乃是林则徐的误判的话，那么“不值与夷海上交锋”则是林则徐最精准的判断；至于利用粤海关收入的十分之一作清朝海防事业的专项经费，则是林则徐最精妙的建议，之前，林则徐在广东，不管是招兵募勇，还是筑台添炮，经费都是来自于商捐。现在，他提议国家的海防还是得由国家专项经费来办。也许是道光太小气了的缘故，也许是定海失陷及其后战事一塌糊涂的缘故，道光帝对此建议的朱批只有四个字：“一片胡言”。  

由于道光把林则徐最有价值的海防建议骂作一片胡言，所以之后的林则徐只能私下“胡言”了。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候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林则徐致一友人的信中云：“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  林则徐致另一友人的信中，再次强调中国海面没有船炮水军的话，即使“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说完后还是嘱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总之，林则徐对清朝水师的战斗力，始终是有清醒的认识的，那就是：即使诸葛孔明驾到，清朝水师也不是英国的对手。但是清朝那样的统治模式下，这样的大实话顶多能在臣子之间互相交流，而不能上奏道光皇帝。但这也正是蒋廷黼批评林则徐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自己的名誉，宁愿耽误国家大事，也不给皇上说实话。问题是，琦善后来说实话了，但最高统治者不能接受不说，自己还没好果子吃，又何苦呢？

但是夷情猖獗，林则徐也不得不偶在奏折中作出“整队出洋，并力剿办”之类的姿态，更多的是封建臣子对皇帝表达的一种忠心而不是其真正的战略思想。这才是林则徐在奏折中既要说不值与夷海上交锋，又要说整队出洋与夷决战，前后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吧！

所以，清朝那样的体制下，撒谎都是自然的，不撒谎才是例外。所谓的“相对诚实”和“基本不撒谎”无非是谎撒的对象、场所、大小、次数、运气不同罢了，这一切可以构成一部中国官场生态学了，需要我们去细心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