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小人物张喜（上）

暗香袭人11：张喜：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战国出土文物”（上）

作为钦差大臣伊里布的私人长随，张喜仅是个小人物。但是鸦片战争让清政府开始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让张喜这样的小人物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伊里布（1772－1843），字莘农，爱新觉罗氏，镶黄旗红戴子，满进士出身。鸦片战争爆发时任两江总督。定海失陷后，道光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办，具体任务就是收复定海。伊里布知道凭天朝的水师力量，定海是收不回来的。但是他从英国特别重视英俘方面抓住了一个砝码：释放俘虏好说，但是英方得先归还定海。为此中英双方展开了六次交涉，中方谈判代表就是他的家丁张喜。后来的南京谈判之前期接触，中方主要谈判代表依然是张喜。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之间有四次重要谈判：琦善主持的天津谈判；伊里布主持的定海谈判；琦善主持的粤东谈判；伊里布、耆英、牛鉴等三人主持的南京谈判。之所以说张喜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因就在于，四次谈判中有两次谈判——定海谈判的全程及南京谈判的前期接触，基本上是靠张喜在中英之间来回穿梭、负责交涉的。

清政府的夷务之所以能落到张喜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原因很多：

第一，从传统思想来讲，《礼记》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张喜仅是伊里布的家丁，谈不上什么人臣，出面与夷人交涉，不违古制。

第二，从清政府的统治者来讲，不管是道光还是咸丰，对夷务大臣的指示一直是：不要亲自接触夷人。1841年1月，在粤东负责夷务的琦善向道光汇报交涉情况，说该夷约自己赴澳门面谈，自己没有同意。道光为此夸他“颇有识见，国体不失”。1842年8月13日，南京谈判负责人之一耆英上奏说：为了不使夷人轻视，暂给张喜赏了军功顶戴，派他前往夷船议事。道光批曰“尚可”。耆英接着说：“如果将来议有成说，奴才自应会同，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道光批曰：“既有成说，总以不会面为好”。除了朱批，道光又专门下发密谕：“逆夷狡猾异常，该大臣等不值以身试验，朕意总以不见面不是。傥议有成言，大局全定，自当昭示大信，消其疑虑。但必俟该夷兵船全数退出，酌定适中地方，约定夷目前来，该大臣等方与面见，切勿轻上夷船，致有意外之变”。咸丰时期，英法联军进北京，远在避暑山庄躲避夷祸的咸丰听说弟弟恭亲王亲自和夷人见面了，痛心地朱批曰：“此次夷务处处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仍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统治者既然都把天朝大吏与皇家宗室亲见夷人当作“有伤国体”、“不成事体”之事，夷务之事就只能落到一些末节小吏甚至张喜这样的家丁身上了。

第三，人小物办夷务有人小物的好处。天朝官吏，对内威风凛凛，民众不得冒犯；对外虽然谈不上什么威风，但是政府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虚骄之气还是得具备的。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办理夷务时使用的是一个名叫白含章的千总。对于白含章的夷务才能，他向道光汇报说：“其与应接之间，或刚或柔，颇能随机应变，甚至故与该夷通事跟役之流，佯为戏谑，以便任意诱询，到处搜翻，俾得察其隐踪”。一句“佯为戏谑”点明了天朝初期办理夷务者的尴尬状态：屡战屡败之下，再也不能跟夷人摆什么天朝上国的傲慢了。可是跟夷人平等，甚至言语间有所嬉笑的话。上，有伤国格；下，有失人格。有伤国格且不提，因为英夷打到家门口了，不办夷务不行了；而有失人格方面，则应尽量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让位卑职低的小吏甚至无任何职位的张喜临时戴个顶戴前往交涉，反正他们都是小人，再丢人也丢不到哪儿去。

第四，张喜能走到历史的前台，跟张喜本人的特质也有关。伊里布做云贵总督时，张喜名不见经传，并不为伊里布所器重。伊里布经办夷务时才唯张喜是用，可见张喜自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以死报效主人的养士心态

当时的情形下，天朝上下对英夷的隔膜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定海交涉中，伊里布根本不敢派官员前往：“惟恐夷人扣留，别生枝节”。 当时西方流行的近代国际法与中国的游戏规则反差很大。西方近代国际法内涵丰富，首先它包含有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所订信约必需履行。其次包含有格老秀斯的国际法则——即使战争，也得合乎法律，以诚意为限。比如不得不宣而战，必得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必得保护非战斗人员及双方外交代表安全等等。再其次，它还包含有罗马的国际法——双方缔结合约终止战争。若以敌人投降终止战争，敌人生命财产可以保全，若以征服敌人终止战争，敌人生命财产可由战胜一方自由处理；最后它还包含有法国的外交法则——外交的目的不是去欺骗对方，而是创造信任，用欺骗的方法获得外交上的胜利，会使失败的一方怀着愤怒的情绪、报复的希望和种下可成为新危机的憎恨云云。相形之下，中国的游戏精神是孙子的“兵者诡也”和孔儒的“要约不信”。孙子认为战争就是阴谋诡计，可以偷袭，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讲规则；孔子认为诚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道”，无道之信是没有价值也不必遵守的，比如被逼签订的条约就可以不信守。咸丰后来跟夷人玩失信，理论根据也是来自于孔儒，他说：“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所以中国方面以“小人”之心杜“君子”之腹，在夷务之初担心己方官员被英夷扣留，担心得是有理的。中国的儒家理论如此，政治实践更是如此。汉朝与匈奴的外交交涉，就一直伴随着互扣使者的不规则外交举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指使怡亲王扣押通州谈判的英方代表巴夏礼一行，其实就是汉家故事的一次再版。而张喜呢，作为伊里布的门客，为报效主人，已打算置生死于度外了：“私心自忖，数载以来，受恩深重，无可报效。值此海疆不靖，何敢稍存推诿之心，即于大海波涛之中，死于夷人刀剑之下，亦分所当然”。张喜这种担当，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刺秦般的悲壮，来自于战国时期盛行的养士心理！

其二，胆大从容的心理素质

当然，光有报效主人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胆大从容的心理素质。事实上，张喜第一次出海交涉时，随行的千总谢辅陛就被风暴浊浪吓着了，张喜教育这职业军官说：“为官当忠报国，死何足惜”。待上了夷船，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对华交涉全权副使义律握手相迎入舱坐定后执一杯紫黑色洋酒相敬。按中国的外交常识，只会让人联想到毒酒之类，但是张喜没有犹豫与怯懦，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英夷对此鼓掌大笑。后来英夷执行琦善的粤东谈判条款，准备撤出定海，张喜带人前往交涉，当时双方的约定是：一方交俘，一方交城。张喜让定海总兵葛云飞押送英俘安突德等人，自己前头先上英船交涉，正交涉间发现英俘已回到了英船上，原来英夷在海上遇见了葛云飞一行，把这些俘虏抢过来了。这让张喜很被动，更被动的是，英方此时又提出了一个额外条件，要求中方释放他们从广东带来的汉奸布定邦。布定邦在英军占领定海后专门负责英军的买办事务，中国政府眼里，这就是汉奸了。张喜当然不愿意释放汉奸，此罪比擅自释放英俘要严重得多。因为从道光到咸丰，政府对汉奸的痛恨甚至超过对英夷的痛恨。但是英方又不愿意轻易放弃救他的可能性。因为安突德被押送出狱前，布定邦跪他面前求他救命而他答应了对方。争吵间，张喜说英方不讲理，英方说为了救布定邦也顾不上讲理了，张喜竟拨出了随身佩刀拉住英方翻译罗伯聃，说：“我以礼相待，汝反不讲理，休怪我卤莽之间，不知谁生谁死”。

英夷方面，当然不兴玩这个。所以罗伯聃不但不着急，反而劝张喜不必性急。张喜拿不讲信用激对方，对方遂放弃了布定邦，而且对张喜本人不但没有恶感，反而越发喜欢了。这次交涉，已是张喜同夷人的第六次接触，也是定海谈判中的最后一次交涉。其实随着张喜与夷人接触的增多，他已发现，英夷并不是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不但不可怕，自己在英夷面前甚至比在自己主人面前还要从容。第一次面见夷酋，他就被当作尊贵的客人了，餐桌上不但居中而坐，左右有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兼全权副使义律两夷酋相陪；晚上睡卧夷船，居然还能与懿律对榻而眠。而他在自己的主人伊里布和其他大吏面前，那是连坐的资格也没有的。只是南京正式谈判前由于把三千万的赔款谈到了二千一百万元，才暂时的有了坐下说话的待遇。但是这种待遇就跟道光召见林则徐赏其跪垫似的，只是一种恩赐，没有你从容的余地。而对英夷来说，好不容易发现天朝有这等人物，当然对他非常赏识。这种赏识会越发助长张喜在夷人面前的胆大与从容，所以这第六次交涉就有了张喜拨刀相向的一幕。

南京前期交涉间，英方翻译罗伯聃写个“逆夷、夷匪、跳梁小丑”等字样的字帖递给张喜，问：这些字样都是你们这边说的，我们何逆何匪何丑？张喜将其字帖撕得粉碎，劈面掷去，连唾数口，大骂曰：“尔等生得不类人形，行得不类人事，何谓不丑？到处杀人掳物，行同无赖，深为可耻，何谓不匪？以外夷犯我中华，以小邦侵我天朝，何谓不逆？”谈判桌上张喜猛不防给他们来这么一手，黑白夷们全都愣了。璞鼎查劝张喜有话好好说，这事才算过去。

其三，机智灵活的善辩之舌

张喜还有一个优点，他不象一般的天朝官吏那样木讷古板，虽然在自己的主人面前无从放开，但是见了夷人就打开水龙头了，口惹悬河滔滔不绝。而对英夷来讲，所见天朝官吏，上上下下都是虚骄傲慢假装或者真的对英夷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如今面对这么一个连英女王多大年纪、有无丈夫都要过问的天朝代表，心里自然有些欢喜。

张喜第一次与夷人接触，就参观了对方的蒸汽轮船。参观的过程中，不由得感叹其制造之巧。英方翻译马礼逊（史称小马礼逊，也有译作“马儒翰”的，林则徐手下的翻译班子把人家译作“秧马礼逊”，以别于其父、前来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作翻译而劳累致死的老马礼逊）遂问：“贵国之人也能此否？”张喜回曰：“此机虽巧，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马礼逊问：“彼之用心何事？”张喜对曰：“我国用心在文章”。又看其船上大炮，当然也甚机巧。这次英夷不待张喜赞叹就说中国大炮不好。张喜回曰：“炮虽好，彼此罢兵不用更好”。此语一出：“义律拍喜之肩，从此言语，似觉投机”。 中西文化反差极大的情况下，战争观念自然不同。比如清方认为战争就是杀人，而英方认为，战争不是杀人，而是逼迫对手让步。张喜虽然不知道义律欣赏他的原因何在，但他的“罢兵不用”让义律把他认作西方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了。他眼里的野蛮中国居然有这等人士，自然对张喜刮目相看。如果说张喜的“彼此罢兵不用”算是辩论得体的话，那么他有些辩论完全模仿中国的战国策士就让英夷摸不着头脑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842年8月8日，张喜在南京谈判前第一次与夷人见面，当英夷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开打南京时，张喜说：“我之此来，并非专为投送公文而来，我之来意，尔等知之乎？”马礼逊曰：“不知”。张喜曰：“我之此来，先为贵国贺，后为贵国吊”。彼曰：“为何要贺？”喜曰：“贺者贺尔所向无敌，其锋不可当，致使尔等深入大江，扬扬得意，以致我国兵民受害，财物被掳。在尔以为得志，在我则正所以为贵国贺。”彼曰：“何以要吊？”喜曰：“吊者是吊丧之吊，即痛哭流涕之意，我之此来是痛哭尔等”。彼曰：“为何要痛哭？”喜曰：“我与尔因有一面之交，不忍坐观其败，故来痛哭，并以实言相告”。彼问所告何言。喜曰：“尔等知进不知退，我恐尔等片板不归，一人不返耳”。彼愕然曰：“何能致此？”张喜说：彼能长驱直入，主要原因乃是我天朝不值与之争锋，未加防范而已。而且天朝皇上比较仁慈，不忍荼毒生灵。若英夷太不象话，天朝皇上一震怒，谕令人民展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英夷必片板不归云云。

可以说，张喜这套说辞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中英鸦片战争，不是战国争雄。不是张喜生错了年代，就是时代耽误了张喜——有历史学者就此称其为“战国古墓中出土的张老爷”。虽然他说得云里来雾里去的，但英夷并没有跟着他飘云驾雾而去，最终不但拿大炮对准了南京城，而且在南京谈判中得到了战争发动前所有的预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