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做人体模特,不着装模特的收费要比着装模特的收费低一些。因为老美认为,那些着装模特要根据学生们的要求,不时地更添服装,当然要多收“劳务费”。
文/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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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做人体模特,不着装模特的收费要比着装模特的收费低一些。因为老美认为,那些着装模特要根据学生们的要求,不时地更添服装,当然要多收“劳务费”。
国内的情形恰恰相反,不着装模特要比着装模特收费高一些。因为模特脱下衣服意味着面子受到了损害,所以要加收“精神补偿费”。
在这里,你可以说美国人很物质,我们讲精神。不过细一想,美国人很实在,我们多少有点虚伪,既然人体模特都敢做了,还难为情脱下衣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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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军官视查下属的连队,看到一个士兵皮鞋未擦,军容不整,非常生气,立即命令连长给士兵擦皮鞋,说完自己也弯下腰为士兵擦另一只皮鞋。
在国内,如果基层出了问题,作为上级,会把下级狠狠地训一顿,要求限时整改,独独不整改自己,仿佛自己是个永远正确的局外人。
在这里,人家奉行权力与责任一致,有权必有责。我们常常是,有权的没有责,有责的没有权,于是“官大理多”,有权的永远逍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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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丹麦,老板绝不可能叫秘书倒水,如果老板这样做,秘书大概会把水倒在他的脸上!因为他们认为,给老板倒水不是秘书份内的工作。
国内很少有秘书不给老板倒水的,如果秘书拒绝给老板倒水,老板可能会把水倒在他的脸上!除了老板必须“亲自”办理的事,比如入厕之类,秘书都可以代劳,模糊掉公私之间的界限,甚至以能为老板办私事为荣。
在这里,丹麦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是上司与下属的工作关系,分工不同,彼此平等,没有高低、尊卑、贵贱之分。我们的情况是,人们天然地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崇拜与敬畏,握有权力的人是主子,无权的人是奴才,因此,没有权力的人以低眉顺眼当奴才,换取将来能颐指气使当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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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英国人到中国的餐厅吃饭,遭到了怠慢,非但一个菜都没上,甚至连壶水都没有,而比他们晚来的几个中国人却早于他们在一旁大快朵颐。几经催促,他们的饭菜终于陆续上桌,谁料到他们点的蛤蜊竟然有股不新鲜的味道!他们很快想到要就服务态度和食品卫生问题起诉这家餐厅。
同样的情形克隆到中国人身上(真实的事例多的去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出国,在国外餐馆就餐,遭到了类似的怠慢,我们的同胞首先想到的是,他凭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个人的遭遇一下子上升到“涉外纠纷”。
在这里,两个英国人就事论事,按现代文明办事,在协议与法律的框架内展开交涉。那些大喊被“歧视”的国人,就像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变成了暴发户,无论荷包多么鼓囊,仍然是虚弱的心态,好像什么事都冲着自己的尊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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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国内到香港某大学求学的女研究生,将1万元现金放进教授的信箱,向其索取试题及答案,教授向香港廉政公署报案,该女生被捕入狱。
国内某大学300名大学生为使考试成绩“及格”,集体向一名教授行贿,该教授收受学生2万元“好处费”后,让所有送钱学生的成绩均获“通过”。
在这里,内地研究生第一时间想到行贿,是因为她的生活经验教会了她使用和习惯这一潜规则,当他在一个缺少这样的潜规则的环境如法炮制时,行不通了。国内的教授在仍处在这种语境里,处理这样的事也就很“具有中国特色”。
……
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观念与行为的差异,差异呈现了状态的不同,差异也表明状态的好坏,有价值判断能力的人自然会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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