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童年的消逝》

推荐《童年的消逝》

在去年初的长春盗车杀婴案发生之后，腾讯网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探讨人们为什么会爱护儿童。作者指出，婴儿有着明显的体貌体征，如皮肤嫩白、身体肥软、喜欢笑。在远古，由于喜爱婴儿的人会用更多精力来照顾婴儿，因此他们的婴儿更容易存活下来。进化的选择，让爱护儿童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数千年来，“爱护儿童”这一社会共识并未消逝，比如在好莱坞A级电影中，“儿童死亡”悬为厉禁——这让我在看《西游降魔》中女童被鱼怪吞食那一刻，立即认识到这又是中国电影不分级犯下的罪：周边全是合家欢的观影者，无数小孩在童年就被迫目睹这一残酷的画面。当然他们早已在家里的电视机里看过太多抗日神剧的杀戮，再过几年又会在网吧里电脑上亲手干掉一个又一个的怪兽或对手，发出开心的笑声。

胡适说过：“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种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慈幼的问题》）亟欲成为文明国家的现代中国就此迎来了一场“儿童的发现”，新文化诸子为儿童的命运、儿童的委屈振臂疾呼，声响回荡至今。

然而，“童年的消逝”以另一种方式重回当下。它不再表现为普遍的童工、儿童对家务的承担、社会普遍忽视儿童，相反，它以一种全社会对儿童极度重视的形式回归。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尽早出人头地，社会化教育的时间点不断提前，学英语，学国学，学艺能，成人世界的规则全面下放，教育演变成一场战争，信息无远弗届，人们惊异于现在的小孩“懂得真多”，好像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正在用养鸡场的催熟方式在培养儿童。当我看到媒体上的潮品推荐里出了自带IPAD架的婴儿车，心里实在很不舒服。

那些洋洋得意的父母，似乎忘了他们年轻时听过、喜欢过一首歌，里面唱道：“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罗大佑老了，这首歌没老，而是变成一个预言。

童年的诞生

文/Neil Postman

译/吴燕莛

在我落笔之时，一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莉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至1979年间，15岁以下的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百分之一万一千。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是“问题”。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者伊拉斯漠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

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九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骑木马、捉迷藏或边打球边唱歌这样的游戏？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特和艾沃娜•奥佩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位，其实不过是对儿童的压制，迫使他们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之间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于1962年出版的《几百年的童年》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法。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15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斯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十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孩子成人后会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大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的不同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卢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耍。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到20岁刚成为公民的男青年开办的大学，有演说家训练学校，甚至有教认字和算术的小学。青年教师的年龄，拿小学来说吧，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年长（许多希腊男孩长到青春期才开始学习认字）。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指出，“我收集的证据导致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是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节选自《童年的消逝》第一章《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