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来了，快跑（1）

康有为来了，快跑（1）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1]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2]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坚冰恒古久远，思想界始终无法产生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方面，我觉得林则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蒋廷黼先生所言：“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3] 所谓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给最高执政者诉说，也不在社会的公开层面上诉说，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窃窃私语。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贬后，在“效力赎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絅孙的信中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4]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吴嘉宾的信中，林则徐再次谈到中西的差距，说对方“目无中华”，“所向无不披靡”，而我则“千疮百孔”，无处“可以解严”。说完后嘱付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5]同年，赴贬谪之地伊犁的途中，在兰州致书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谈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说完后交待：“两位先生非亲军旅者”，我“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6]

林则徐的这种作为，很让蒋廷黼先生看不上，严厉批评曰：

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7]

蒋廷黼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从古至今，是不能公开言说外国制度与文化是超过中国的。否则就有被骂成汉奸的危险，比如琦善和耆英。当然他更不知道，就连他自己，都会因为这种批评而影响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骂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8]

总之，在中国，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很不容易。因为你首先得成为世人眼中的汉奸卖国贼才行。这种怪相让好多士大夫停止了求真求实的脚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者是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火烧圆明园，让咸丰皇帝与同治帝他娘，也就是大清后来的女主慈禧太后深感逃窜的狼狈及园子被烧的屈辱；二者咸丰他弟、恭亲王老六奕訢因留守北京，与鬼子打了很多交道，既受了惊吓与屈辱，还明白夷人就是比自己强。所以在慈禧太后及奕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林则徐所谓的学习夷人船坚炮利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先行者就发现，中国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相反，制度与思想也应该拿来学习。问题是他们的思想既不成熟、系统，社会更不接纳他们。一句话，他们在中国这个停滞的老大帝国里，稍走几步，就太超前了；而后面黑压压的人群，被甩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先行者，即使看见了，也仅看见些模糊的背影与屁股，导致他们一肚子疑惑与不解。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伴随而起的副产品，必是思想的大一统。所以，先行者更容易被社会视为异端，民众没有蜂涌上去踩你，就算不错的待遇了。郭嵩焘就被踩得郁郁而终了嘛。

中法战争期间，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精神的，或者曰，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正如麦高温所言：“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国门了，……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9]当然，清国百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啊。是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纯粹的利益上，大清的百姓与他们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出现，当是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维护国家利益，更有井喷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有限，对自身认识也有限，所以他们把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事的原因，比如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李鸿章的投降，民间甚至传说李鸿章的侄子做了东洋的附马。但是，对于制度与思想的叩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高歌猛进。

（详见端木赐香：《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1页。

[2]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3]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4]《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0-3561页。

[5]《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8-3569页。

[6]《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6-3587页。

[7]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8]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9]麦高温（英）：《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