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来变去给自己变个谋反罪

商鞅：变来变去变个谋反罪

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因在秦国有功，被封为商君。历史上称他为卫鞅、商鞅。

商鞅师学法家。但由于卫国太小，给他提供不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便投奔了魏国，入相国公叔痤门下。不久，公叔痤发现了商鞅确有才智，任命他担任掌管公族事务的中庶子。之后，韩赵联合攻魏，公叔痤率领魏军与之大战一场，胜了，但自己却病了。于是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并为之落泪。公叔痤给他推荐了商鞅，并且特别交待，用之，比我强多了；不用之，一定要杀掉。可是魏惠王觉得很滑稽，这相国病得不轻，居然给寡人推荐一个无名小卒。公叔痤待魏王走后，把商鞅叫了过来，说：我看魏王的样子，是不会用你的，你快逃吧。商鞅说：既然他不信任您的话用我，怎么又会信任您的话杀我呢？

公叔痤不久去世，商鞅也无人赏识。听说秦国正在招考公务员，商鞅即往，被人推荐给了秦孝公。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商鞅摸不准这个考官到底需要啥货，于是信口开河，摆出了传说中的上古五帝之治，考官居然睡着了。第二次面试的时候，商鞅摆出的是夏商周三代的王道之治，考官虽然没睡着，但中途就让考生退场了。第三次面试的时候，商鞅差不多摸清考官的偏好了，摆出的是霸王之道。于是孝公才觉得此人可以对话了。第四次，据说考官同商鞅一连谈了几天都没有倦意。那么商鞅都摆出哪些货呢？鼓励耕战、以法治国、重奖重罚等等。

在宫廷会议上，商鞅的改革意见遭遇了群臣反对。众所周知，在中国最难过的就是改革家，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原因很多。事实上，就连孝公本人，都怕自己因此担了非议。下面我们看看君臣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场辩论：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

这场辩论其实就两个意思：一、老百姓都是弱智，统治者想叫他们咋地，他们就咋地；二、成大事者，不拘成法，也不拘礼法，爱咋地咋地。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了变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严刑峻法控制民众。具体来讲，是加强连坐法：编户籍，伍家为一伍，两伍为一什，伍什有相互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如果隐瞒不报就要同罪连坐。不纠察告发奸人者，腰斩；纠察告发者，与前线斩首同赏；藏匿奸人者，与前线投降敌人同等处罚。为了防止奸人隐藏到客舍（旅馆）里，商鞅发明一种叫做“验”的玩艺儿（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或者良民证），无验不得住店。招留没有验的旅店老板，要同罪连坐。此外，还采用了诸多残酷的刑罚：腰斩、枭首、车裂、凿顶（凿穿头顶）、抽肋（抽肋骨）、镬烹（锅里烹煮）。

第二，奖励军功。军功以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官爵按军功大小来排列。斩得敌人一个首级赏给爵位一级，以此类推；战争中投降敌人的，严厉除罚。

第三，严禁私斗。凡进行私斗的，不论对错，都要受到处罚。

第四，兴农抑商。凡努力从事耕织事业，生产帛粟多者，免除徭役；凡从事商业图谋末利，或者因怠惰而贫穷的，要连同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作奴婢；凡弃灰于道路上的，按怠惰论处。

这些措施有没有成效呢？有，且成效很大。中国人民从历史的起点就向后世证明：中国人民得前头有甜头，后头有棒头，也就是恩威并施，他们才会好好的干。

总之，秦国就这样让商鞅玩大发了。有甜头，也有苦头。

甜头是国家大治大强——前354年，也就是变法的第三年，秦军与魏军交战，秦军争先恐后地冲向敌营，跟割麦似的，一下子斩获七千人头，魏军大败。从此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昂首阔步，傲视群小。前352年，商鞅亲自带兵攻打魏国，横扫黄河以西地区，并渡过黄河，包围了魏国旧都安邑，迫使其投降。特别是秦兵热衷于砍头的疯狂热情让敌方闻风丧胆。前351年，商鞅又率兵攻打魏国重镇固阳，魏兵不战而降。

苦头是人身自由越来越少，就连议论变法都成犯法了，说坏话自然不行，可是说好话也不行，总之屁民不能议论国政，于是全体百姓自动关闭了嘴巴。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老百姓很适应人身自由的逼窄，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明清的绝对专制，混得一茬不如一茬。至于商鞅本人，则跟受宠的小妾似的，暂时的春风得意中，秦孝公提拔他为大良造，相当于一种特殊的相。一般的相，没有军权，只有政权。大良造则是军政大权俱握。于是前350年，商鞅启动了第二次变法。其一是迁都，从原先的雍州（今陕西凤翔县）迁都到咸阳；其二是设县置令丞；其三是废井田开阡陌，平均赋税；其四是统一度量衡；其五是社会大改造，让百姓明白男女有别，父子须分室而居等等。几年之后，秦国更上一层楼，连周天子都赐祭神的肉给孝公，诸侯纷纷前来祝贺。

问题是，戏到了高潮处总有落幕的时候，而且落的时候不外是杯具——商鞅则是杯具中的杯具：孝公死，秦惠王以谋反车裂商鞅并杀其全家。

商鞅之所以如此悲剧，原因不外是：其一，中国只有人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商鞅是在孝公面前得的宠，既然得宠就总有失宠的时候。一是旧主不喜欢咱了，二是新主上来就不喜欢咱。其二，商鞅自己是法家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法治，说穿了还是中国式的人治。太子犯法，他不敢处理太子，就处理太子的师傅。一个师傅被割了鼻子，一个师傅被额角上刺了字。其三，商鞅玩立木为信的把戏逗百姓玩儿，可他自己并不讲诚信，两军阵前，以旧情之下不忍相攻骗魏国公子卬前来赴会，却在酒席上袭虏对方，并乘机大破其军。其四，中国文臣最蠢的致命一招是：为了主子江山的稳定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才发现自家却无立锥之地。商鞅就是典型的代表，给政府发明了良民证制度，到头来自己逃亡时却因为没有良民证而不得住店。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起刘少奇在文革中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革命群众抗议的镜头。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