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最后一天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却是由一个个日子组成的。数着日子，眼看一年又快结束，静下心来整理读书笔记，仿佛农民盘点一年来的收成，也是一种乐趣。

今年来，翻阅过眼的书大致数十种，读完的约有三十多种，大多是随兴所至，既无术业专攻压力，也不囿于固定领域。稍微成系列阅读的，集中于上古神话和考古学领域，以及科幻小说经典，前者可谓严肃有趣，后者却是有趣而不乏严肃思考。这些书既有有意思的书，当然也有不小心上当买了又不慎读了的二三流著作。

接触一些上古神话和考古学著作，主要是读朱大可今年出版的新书《华夏上古神系》引发的兴趣。早就知道大可对华夏上古神话有研究，但他不动声色捧出这两大本的著作，还是着实吓了一跳。因为在这不久前，他刚整理新旧作品，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书系，其中包括一本《神话》。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太好，经常来杭州养病，也时常聚在一起。不曾想，这病原来是因为写书而苦心焦虑，用力过猛、用情太专所致。

读完书后，我对他说：这简直是“毁人三观”的著作。他这套专著不仅超越旧作，而且俨然形成独创体系，重新阐释了上古神话诞生的新可能。朱大可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最远可以追溯到人类共同祖先非洲智人的文化原型，这些上古神话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的神秘来源。据此，他作出不少具有颠覆性的考证。例如，他认为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而西王母其实是印度大神湿婆（西瓦）的译音，等等。这些结论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却有着人类学与语音学的学术成果支撑，是基于科学结论的合理想象和考证。

这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进而找来一些同类书籍阅读。其中包括中国考古学之父、殷墟发掘者李济的《中国早期文明》，古史辩学派的“开山祖师”顾颉刚的《古史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及最近出版从考古发掘介绍华夏文明起源的《何以中国》（许宏 著）和从文本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兴替的《世袭与禅让》（艾兰 著）等著作。这些著作既增加了我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认识，也增添了对朱大可著作中一些研究结论的信心。

实际上，早在李济等国内最早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一批学者那里开始，就对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有过一些初步研究与推论。例如，李济很早就指出殷商青铜文明具有成熟特征，却找不到早期的源头，好像是突然出现的，他认为这种文化杂糅了多方面文化而形成，其中包括来自中亚的文明。从已出土器物中，他还找到了“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证据，有的他认为还是“无可置疑的范例”。只不过，这些推论在当时缺乏更多的考古证据，人类起源的基因学说也尚未出现，因此难以构成坚固的学术理论。

当然，作为一个学术爱好者的特征就是，对某一个问题感兴趣了就穷追不舍，哪天说放下了也就放下了。从这些著作，我至少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颠覆：一方面是把以往学到的已被主流学术固化的上古史观（如三皇五帝）给洗刷了一遍；另一方面，学到了站在更多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的学理依据，重构了自己的“中国”概念。例如，在读上面这些书的间隙，我还读了历史学家葛兆光的《想象异域》、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和《胡若望的疑问》、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等等。

《胡若望的疑问》谈的是清康熙晚期法国传教士怎么看中国以及中国人怎么看外国人这些问题，作者虽然是个外国学者，却试图站在传主——一个清代中国人的角度，来解释彼时中国人的观念。这么说有点绕，不过把这个故事看完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胡若望是法国耶稣会的一个中国信徒，他被一名传教士雇佣前往法国，在这过程中发生了种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例如，胡若望认为传教士没有给他合约上许诺的报酬，因为作出一些出格举动，这些行为却被传教士和其他法国人看成是疯了，后来这名传教士还被指控虐待这位信徒（因此才保留了各种书信史料）。不过，站在哪怕是今天中国人的角度，有人反倒会感觉其实疯了的是这名传教士。他居然认为中国的传统典籍如《易经》，蕴藏了中国从古代就开始信奉上帝的证据，因此从中国搜罗了大量书籍，准备到罗马说服教宗。此外，如果注意到这段历史逸事发生在康熙时代和法王路易十五时代，并且进行更多的文化比较的话，也颇为有趣。

“中国”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在历史进程中也在不断嬗变，而且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其涵义也会有所变化。这在《想象异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书名中的“异域”指的就是中国，因为这是一本“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随笔。作者借助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勾勒出明清时期朝鲜使团观察中国的态度转变。从明王朝转入清王朝后，朝鲜人看待中国完全不是我们一贯所想象的那种天朝-属国模式。他们之前服膺明王朝，感念万历皇帝帮助赶走日本“侵略者”（最近一部韩国电影《鸣梁海战》反映了这段历史），但明亡后，却俨然以自己是“小中华”自居，视已沦落满人之手的中国为“夷狄之邦”。不管是看清朝人服饰衣冠，还是看清朝民间风俗，他们都浑身不爽。换言之，在一段漫长历史时期，朝鲜人在文化心态上的表现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研究广州地方史的杰作，叙事时间涵盖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了入城危机、太平天国起义、红巾起义等事件。这部著作对广州在这一段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作了全景式描写，侧重于观察地方势力如团练，士绅阶层，商人的嬗变，有些地方的历史叙述，可供从另一种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史。比如对三元里抗英活动的描写，就与传统说法多有不同，也提供了更多细节。又如对中学教科书提过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军代表义律，也有更丰满的介绍。义律曾建议不要伤害广州城内民众，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虽然他这么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护英人在广州城的商业利益，不过对比当时清廷派遣到广州的外省军队敲诈商家、劫财好色的行径，仍可构成一种对比。纵观近代中国转型之难，广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标本。

读这些严肃而有趣的论著时，我也读了一些科幻小说。感觉自己业余消遣要么是看科幻电影，要么是读科幻小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兴趣。比如阿西莫夫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银河帝国三部曲，加起来十几本书，我陆续都读完了。今年读的是阿瑟-克拉克的《最后一个地球人》《遥远地球之歌》以及刘易斯的《空间三部曲》（正在进行中），都是科幻小说界神一般的人物，除了膜拜，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也看了其他一些小说，如马尔克斯、奈保尔的作品，经常是看太太正在读哪一本，随手拿来翻翻，有兴趣就读下去，不好玩就丢一旁了。

上面介绍的当然都是有意思的书，但今年也看了几本无趣的或低劣的书。比如许多人吹捧的《繁花》，自己就欣赏不来，觉得琐碎而且充满自鸣得意的腔调。读了两本同一作者野岛刚的文物随笔《两个故宫的离合》《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前者尚可，较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台北故宫数十年变迁的介绍，后一本书则太浅了。有次排队时读了几十页奈保尔的《看，这个世界》，感觉罗里吧嗦，不知所云。或许是阅读情境的缘故，也可能是翻译或著作本身的原因。奈保尔今年的中国行，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他来杭州时，没有去凑热闹。不过听说，奈保尔已经老了，老到对中国“无话可说”的程度。

太太买过数十本一个叫布洛克的作家写的小说，顺手抄起一本《梅开二度》读了几十页，没看到什么好句子，也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情节，更不知道作者想干嘛。今年看得较恶心的一本书叫《洗脑术》，是在Kindle上读的，看了几页发觉不对，一查才知和另外一本自己买的《洗脑术》（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 著）搞混了。前者是一个号称曾任职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作者写的，基本可断定是伪书。挺纳闷的，这类书如今还能大行其道。

最后要说的是，这里只是对个人阅读的盘点，无意荐书。读书如逛风景，所谓各花入各眼，何必问来人。写到这发现已经不算一封信，也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