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商：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06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与商人

1秦皇抑商

秦皇统一天下后，统一度量衡与货币，车同轨，书同文，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但是，秦皇主观上还是要抑商的，继承了商鞅的遗志，主要措施是：

第一，将各地富豪迁入咸阳，就近控制，历史上叫徒豪。虽然政府的重点是豪而不是富，但富与豪是紧密相关的。秦国在统一过程中，灭一国徒一国。统一后又大批量地集中清洗。比如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政府一下子就“徒天下富豪于咸阳二十万户”，其中就有靠冶铁致富的梁人孔氏和赵人卓氏等。

第二，把商人打入另册，编入市籍，并贬低商人地位。秦皇颁布了“七科谪”，也就是遣七种罪犯戍边：“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入，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尚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里的贾人，是有市籍的商人。而且株及三代，包括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看来，商人及其子孙在政府眼里，已跟法律上的逃犯（经商本身就是犯罪）、社会上最受歧视的上门女婿（经商跟做上门女婿一样让人瞧不起）一个待遇了。

2汉承秦制

秦二世而亡，百姓拍手称贺，可是商人发现，他们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刘邦继承了前辈遗志，继续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各种方式欺辱商人：“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还有，继承秦制，商人要住在“市”里，编入市籍，身份低于一般的齐民；商人不得名田为吏，商人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高祖之后，政府对商业与商人有所放宽。可能中国的商人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气息就大发之类，政府稍一放宽，就发现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出现一批繁荣的商业都会；商人队伍继续扩大，除了原先的坐商及行商，还出现了盐铁商、囤积商、高利贷商、经纪商等商人种类。《货殖列传》言：“汉兴海内归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又曰：“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粟氏、安陵杜氏亦百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盐铁论》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商贾之所臻，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者，或累万金。”

政府发现，商业形势太好了，政治与经济形势就不好控制了：

第一，政府控制不住物价。米一石万钱，马一匹百金。可能跟我们现在一样，农民在地里守着几分钱一斤的菜卖不出去，市民着菜篮子在菜场望着高昂的菜价不敢出手，商人及富人则一挥千金，极尽奢侈之能事。所以晃错给政府反映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羸，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第二，政府控制不了商人。武帝时山东大灾导致七十万饥民，政府开仓放赈，粮食不够，只好从商贾手中借贷。没成想商贾们大发国难财，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以至于各郡县需“仰给于商贾”。

雄才大略的武帝当然不会容忍商贾们如此，于是，抑商的重拳就出来了：

第一，向秦始皇学习，直接视经商为犯罪。二次“发天下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第二，实行盐铁官营，不断改革币制，且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第三，实行算缗。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除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这期间，出现一个名叫卜式的河南大商人，自愿捐出家产的一半给国家，武帝吃惊，派遣使者问卜式：“是不是想当官”？卜式回答道：“俺小时候就是个放羊的，不会当官，也不愿当官”。使者又问：“家里有冤情，想上访乎”？卜式回答：“俺人缘好着呢，从无与人纷争。家乡穷人俺借给他们钱，坏人俺教育他们，大家都很听俺，哪里有什么冤呢”？河南商人这么高尚，搞得使者也理解不了了，傻乎乎地问：“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卜式表示曰：“天子不正在打匈奴嘛，我认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如此匈奴可灭也”。使者将问答节略报告了汉武帝。武帝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正，不可许。

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国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所以卜氏这番说法，真的让人很不放心。而丞相公孙弘头脑不简单，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雷锋——漫长的千年之后，法国才出一个狄德罗，云：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所以把这事搁置了下来。几年以后，政府由于安置匈奴降人大徙贫民，需要好多经费，卜式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守，这事被武帝得知，即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第十级爵），田十顷，布告天下，以示百姓。从此，卜式平步青云，七八年间，赐爵关内侯（第十九级爵），进位御史大夫——明白了，都是买卖。

武帝的意思是，全国人民学卜氏，国家这日子就好过了。可是“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这让武帝很恼火，于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戌边一年，并没收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是为“告缗”。

这措施可是对了中国人的胃口了，试想中国人没有这等奖励还喜欢举报告密。再有了这奖励，更踊跃了。三年的时间，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而倾家荡产。

汉时的商人，固然有奸的一面，但反过来看，政府比商人更奸，直接做上抢盗了。虽然如此，汉代的商业还是大大发展了：

第一，出现诸多商业大都市；第二，地区间贩运大发展；第三，民族间贸易大发展，内地与匈奴、西域交流频繁，与西南、东南、东北也有贸易往来；第四，海外贸易大发展，张骞两次出位酉域，开辟了中西陆路交通的南北两条大道，史称“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除了陆路，还有海道。第五，政府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币制改革，终于摸索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币制与币种，就是五株钱的铸造与发行。它规定了铜钱名义含量与实际含量的比例，确认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稳定了货币价值，成为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行最久的货币。

我们承认，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框架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可能是没有原罪的。可是又不得不承认，大量的皇亲国戚、文官武吏，他们的富裕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政府与商人之间，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制衡，比如现在西方国家那样，适当的剥削富人，回馈贫民。可惜中国古代，政治不够清明，经济自然也容易糊涂。比如西汉末年王莽改制，这家伙确实希望改革贫富严重不均的局面，甚至实行土地国有，就差搞人民公社了，但是结果败得很惨。到了东汉，刘秀本人是商人兼地主出身，所以对于商业采取放任态度，对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加任何限制，结果，东汉时期的商人地主势力恶性膨胀，连封君、使令都对他们莫之奈何，甚至东汉政府的败亡也与此直接相关。

3魏晋南北朝抑商更严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与分割局面，自然会影响商品的流通与商业的繁荣。而且，非常时期，政府依靠的首先是军队与粮食，商业非当务之急，所以重农抑商的倾向自然更加严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商品流通几起几落。有时候干脆是从头开始。曹操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三国鼎立后，三个国家的商业经济各自有所发展。两晋短暂的统一，也让商业有所恢复与发展。

第二，货币制度混乱，有些地区的百姓干脆不认钱了，恢复古代的物物交换：“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这是长期战乱及分割局面必然导致的结果，也是小民百姓自保的最原始措施。

第三，自然经济占上风，商业经济缓慢发展。

第四，老百姓在底层为了温饱而挣扎，贵族官僚地主在上层经商成风，商业经济有着虚假的繁荣，或者说泡沫。

第五，晋朝继承了汉时歧视商人的一些政策。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乘车衣锦，晋的规定是：“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同时，政府在贱商方面更上一层楼。晋朝的法令规定有“市侩卖者”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标志及“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这样带有侮辱性的公示方法。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经济中出现了新生事物——邸店业。邸店既堆积货物，又寄宿客商，还放高利贷。可谓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方便了商旅，但为贵族、官僚所控断，利润丰厚。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