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商业——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10

清朝商业概说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10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轮回。特别的是，它是少数族群进中原，心更虚，手也只能更狠。

如果新生的政权有安全感的话，比如西汉立国，那么这个政权就会纯朴厚道些，迅速地让百姓走向休养生息的平静生活；如果这个政权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很遗憾，它就要胡折腾。很不幸，清朝属于后者。立国之初，由于陆地文明对海洋文明的本能性恐惧，由于对前朝海上私人商团的防范，政府颁布迁海令，强迫闽、广、江、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经过三次大移民，滨海地区无复人烟，商业一片凋敝。

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想拨毛，首先得养羊，满清政府放牧种族，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第一，停止圈地。直到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讲，唯一可靠的生存资源还是土地。所以圈地就是圈钱。而且不只是圈地，它还圈人。相中你的地了，你田主就得走人。走人的时候，妻女丑者可以带走，被人家相中的，就不能带走了。让人感觉，中国任何时候的革命或改朝换代，都有那么一种下意识：打田主分田地，一人一个女大学生。

第二，奖励垦荒。这是传统中国政府的老办法了。所以在中国，你看不见西方那种养眼养神的绿茵茵的大片草地，有的只是家家户户见缝插针所种的各种庄稼与果菜。一切为了肚皮！

第三，实行更名田法，承认明末起义过程中，百姓对于明朝藩王土地的占有。

第四，减免赋税。结果当然很好，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二是人口増加。当然后者比前者增加得厉害。人多力量大，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与发展。商业在此基础上也有所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中，雇用劳动和手工工场比明朝有所发展，且受雇的帮工、学徒、工匠与雇主商人、手工业主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有发生。雇主一方纷纷依靠同业行会保护自身权益；雇工一方也联合起来，建立或者要求建立自己的会馆组织，如苏州踹匠欲增加工价而建立踹匠会馆，结果被布商们联名上呈官府，把领头人重杖一番递回原籍了；苏州机匠发动罢工（当时称“叫歇”），政府一看这还了得，镇压后立碑勒石，“永禁机匠叫歇”。

第二，商业高度发展，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与商品流通配套的行业，票号与钱庄进一步发展。具有了稳定的货币制度，鸦片战争前以白银为主，铸成银锭和碎银使用；另有国外银元，著名的是墨西哥银洋；道光时期，政府按照墨西哥银币的图案，开始铸造鹰洋，成了中国标准货币；除此之外，还有铜币作为辅币使用。

第三，康熙二十二年(1683)消灭郑氏海上势力，统一台湾，政府安全感提升，闭关锁国政策有所放松，于第二年宣布开放海禁，在厦门、广州、云台山、宁波设闽、粤、江、浙四海关，海关制度取代了历代相沿的市舶提举司制度。从此中国的南洋贸易、东洋贸易特别是中日长崎贸易大大发展。同时，中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建立了中俄直接贸易关系。总的来讲，中外贸易中，中国严重出超，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商严重入超。但是中国政府向来考虑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乾隆二十二年（1757），政府把四口通商改为单口通商，只留广州一个特区与西人交易（其它港口仍准与南洋贸易），所以有人认为，政府这不是锁国，只是对外贸的管制更加严厉罢了。是的，广东有专门的洋货行（俗称十三行），行商（洋商）被政府特许垄断进出口贸易，身家性命随时在政府手心里捏着。

第四，商业资本雄厚。最著名的有盐商、行商、皇商、米商等。盐商是政府特许的特权商人，垄断性质；行商是广东负责进出口贸易的，也是政府特许下的垄断性质；皇商是专门替政府、皇宫、军队采办物品的商人，也是特权商人。相形之下，只有米商还算是民间自发性质的。这些雄厚的商业资本有以下几个流向：商业流通；贿赂官方；自我挥霍；购进土地；高利贷等等。

第五，明朝时兴起的著名商帮继续发展壮大，商人组织有所发展，会馆与公所大量出现。它们不是具有地域性，就是具有同行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此外，清末还出现另一种商业组织：商会。如果说商帮是地域性和血亲性的商业组织，行会是同业性和封建性的商业组织，那么，商会正好与它们相反。首先，商会是一种跨行业的统一和联合组织，不限地域和行业，从横向上把全城各个行业联络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其次，商会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有民主的选举制度、财经制度和会议制度等。当然，商会与商帮、行会难免还保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商会本身就是由它们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是新型的商业组织。

清朝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有诸多弊病，表现在：

第一，内地设常关13处，并且定有关税条例，但实际执行中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名义上是13关，实际上是31关，且苛征与乱收税乃普遍现象。

第二，商品流通受限。关内外贩运方面，由于关外东北乃满人发祥地，所以不许商人逗留；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市方面，政府规定了互市的时间、交易额及禁贩物品；对于盐铁商品，政府规定了流通路线、销售范围与销售额等。

第三，对外贸易压缩为广州单口通商制；广州的外商通称行商，由政府特许，行的是保商制度，也就是行与行之间互保和行商保夷商；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与数量，严禁粮食、五金、书籍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有限量，军火原料硫磺则是绝对禁止出口；广州的外贸虽然是海关制度，但执行中的混乱与违法舞弊现象乃是常态，一直遭遇外商的抗议，就是中国行商也不胜其累，有发财者，更有倾家荡产者，至于其地位，更让外商们不胜其解：这么有钱的人，在中国却可以活得这么微卑！有英国商人在《加尔各答英人日报》上感叹曰：“世上竟然有如此富足又如此为世人藐视的人！”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