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的作协，堕落的精英

过去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有人问一鞋匠做什么工作，鞋匠回答说“我做鞋的”，立马赢得对方肃然起敬。原来对方听成他是“作协的”，写书的作家。

我在儿时也很崇拜作家，觉得这些人真是了不起，一支笔可以写那么生动的故事。那时社会有“铅字崇拜”的心理，身边若是有谁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哪怕只是“豆腐块”，也会立马被高看一眼，甚至被冠之“作家”的称号。更别提那些出名的作家了，受追捧程度绝对不亚于今日影视界的男神女神们。

随着互联网文学的兴起，“铅字崇拜”心理渐渐淡薄了，因为谁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并引来粉丝。只要出了一两本作品，就可以自封为“作家”，根本不必加入作协（作家协会）。相反，近些年来不少作家因为各种原因纷纷退出作协，例如李锐、张石山、郑渊洁等名作家。还有一位山东淄博名叫李钟琴的作家因为羞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为伍，愤然退出山东作协。王副主席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一首诗词中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道“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作协曾经炫目的光芒日益黯淡了。最近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与副主席田禾的“公开对决”更是将作协见不得光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方方指控田禾涉嫌用金钱为其晋升开路，而田禾则反控方方作风霸道一人拿“三份工资”。

在不少围观者眼里，田禾处于劣势，而方方则暂时在道义上领先。然而在我看来，她（他）们之间的孰是孰非已经不重要了。当我看到方方在公开信中说某某和某某比田禾更有资格晋升二级作家时，我实在无法对她的“义愤填膺”产生共鸣，却不禁想起幼年乡下生活时经常看到一群狗争夺一根肉骨头的情景。

尽管用语有些刻薄，但实际情况比我的刻薄还要过分。作家需要晋级，也许只有中国（也许还有朝鲜和古巴）才会出现的怪相。作家晋级还需要行贿送礼，更是中国的特色了。为了一个所谓的“正高二级作家”，争得不可开交，和一群狗抢一根肉骨头有区别吗？恕我实在看不出来。

在国外，是没有作协这个机构的，也没有“专业作家制度”一说，不存在被政府圈养的作家。他们的作家一般都是业余创作。例如卡夫卡供职保险公司，契科夫和海明威早年当过记者。即便后来海明威辞去工作专门写作，也是靠自己的作品稿酬养活自己。对比更鲜明的是，设立专业作家制度的中国反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就充分显示了这一制度的无用和荒谬。

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作家就从未享受过创作的自由。早在1942年的延安，毛泽东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被层层传达，随之开展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周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

之后经过1957年的反右以及1966-1976年的文革，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基本上被打垮了，独立精神差不多被摧残殆尽。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绝大多数自动或半自动成为国家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为党在各个时期的“主旋律”摇旗呐喊。

百度百科上的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7年7月23日，1953年10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如此定位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当作家群体被强行赋予这样的政治任务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在自由创作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尤其是在出版自由严格受限、敏感话题多多的大局下，一个作家想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就得跟住所谓的“主旋律”，至少不能有违“主旋律”。

我的老友、十年前就退出作协的湖北作家胡发云将作协制度称为“极权国家的一项重要安排”，“它把一批有写作才能的人收入麾下，金笼养鸟，好吃好喝好招待，住房、医疗、高薪、盛名，各种补贴各种疗养各种旅游……”，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因此世人很少见到敢于直面现实说真话的作家和作品。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鲜见中国作家、作品名动世界的主要原因。

相反，为了争名夺利，中国作家上演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丑剧。上面提及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是典型代表，只不过极端了一点。拍马屁、唱赞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次湖北作协闹剧，和官场争斗毫无区别，令人唏嘘作家的堕落。

不仅仅是作家群体，整个文艺界以及高校老师、研究员等无一不在政治高压和物质收买的两手作用下呈现出集体堕落的趋势，精英群体普遍“犬儒化”。尚有底线又不愿惹祸上身者自觉远离社会敏感问题，毫无操守没有底线者则竞相为党和政府说好话以换来更多的赏赐，而极少数敢于直言者则遭遇各种打压。

最后再回到此次湖北作协闹剧上来。就这场争斗中暂处上风的方方而言，自从她愿意就任湖北省作协主席的那一刻起，她就是在做一项交易了：在享受体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须放弃某些原则，这一点她心中非常清楚。即便她针对田禾的那些指控全部属实，我也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捍卫一个变态的作家等级制度，越是正义凛然越让人感觉荒唐。（专栏首发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