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虚荣心

此次带儿子去西北暑期旅游，其中一站是敦煌，自然也去参观了世界闻名的莫高窟，其中不少洞窟已经关闭不对外展览，导游说“要不是为了敦煌市的财政收入，莫高窟应该永久关闭”。

原因无他，长期以来的游览行为对莫高窟壁画构成了严重的损坏。然而为了敦煌市的财政收入，莫高窟只能继续作出牺牲。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在被伤害着。

据百度百科记载，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16窟画有壁画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禄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

自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从不识货的王道士手中低价买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

这里所用的“盗走”一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稍微客观一点，那么必须承认的是，以上所述的这些外国人并没有将所“盗走”的文物变卖以谋私利，而是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为搭建世界敦煌学贡献了各自的力量。其中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以及华尔纳等都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学专家。

最后留给中国的仅余8000件敦煌文献，且其中不少是残篇。无怪乎国学大师陈寅恪痛呼：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镌刻在莫高窟的一块石碑上，似乎是要提醒过去参观的国人要永远铭记“国耻”。

然而陈寅恪也许不知的是，即便是这8000件文献，在运往京城的途中也被“劫掠”。从甘肃押解经卷至北京的是受学部委托的新疆巡抚何秋辇。当车队抵达北京时，何秋辇之子何震彝先将大车接至其私宅，约同其岳父，曾任国史馆协修、内阁侍读学士的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将残卷中上品悉行窃取，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8000卷之数。

著名作家高尔泰也在《敦煌四题》中讲：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当年在抢救过程中落人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已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更荒唐的还在后面。一九六二年九月，文化部一行人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以右派之身栖身于莫高窟的高尔泰回忆当时场景，说“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痛惜敦煌的陈寅恪更未想到的是，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将他这个旧式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带有旧时代特征的事物，一并摧毁。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敦煌那些文献没有流失国外的话，估计很难逃脱文革那场劫难。

我固然不会完全赞同“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的偏激之语，但这句“爱之深恨之切”的话是国人应该拿来作为反思之用的。具体到文物保护上，的确令人纠结：是宁愿国宝在国内被毁坏，还是被外人带走珍藏？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会谴责一切“盗走”国宝的外国人，但若站在人类的角度上，则会有另一番思考：那些被外人拿走的国宝在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又何须计较它的归属地呢？

就在我游历甘肃等地期间，甘肃省博物馆展示了法国无偿归还我国的32件流失文物。这当然是一件值得称道的美事，也充分证明了文化交流的无国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世界的也被各个民族共享。（专栏首发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