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二代”在加拿大

《小手术》第二集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摘录（二）

20. 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曾跟她说过：“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鲁迅也跟她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鲁迅这些话，也是我欣赏的。第一凡事要估量，不做二杆子；第二，自己不做牺牲，更不怂恿别人牺牲。

21. 许广平还说到秋瑾：“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不幸遇害了。先生说‘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22. 按鲁迅的说法，徐锡麟与秋瑾牺牲了，同乡们在东京无非是“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这个时候，正与梁启超发动组织政闻社、改走君主立宪的蒋智由建议，给清政府发个电报，要求他们以后不要滥杀党人。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本来不赞同发电报，看范这么可恶，转而改支持拍发电报了。可是支持吧，蒋智由这边说得更难听了：“猪被杀也要叫几声”，还以狗叫为例云云。鲁迅又嫌这姓蒋的说话不好听，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吵了一通的结果是这样的：第一，最后不知道谁负责拍发电报骂清政府去了；第二，鲁迅与蒋智由断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按许寿裳的回忆，蒋智由就说了一句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自己戴的西式礼帽无威仪，他们两人就把人家当怪物看了 ，可见当时的政治激进情绪甚至渗透到纯审美层面了；第三，鲁迅觉得范爱农很可恶，说：“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23. 在外国呆得久了，容易成外宾，文化上先就水土不服了。而百姓更奇怪，满人入关后，百姓哭爹叫娘不愿剃发，现在可以不拖那个猪尾巴了，又哭爹叫娘的不愿剪掉，别人剪掉都不能容忍！

24. 不是王金发着急，而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发现一个中国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之后，让舆论随便骂的。你发现没？发现了告我一声儿。

25. 5月，教育部随政府迁往北京，这是袁世凯的天下，工资马上见涨。由于教育部尚未有正式任命，鲁迅5月至7月每月临时津贴60元。8月，由于蔡元培的提携，正式任命下达，鲁迅先是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钦定”为佥事，后是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吴海勇分析，这两个官衔不是一回事，前者约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制度中的职级，后者是职务；两者虽然都算是正处，但前者乃“钦定”，撤换权限不在教育部，级别要比后者略高。 8月至10月领取的都是半薪125元，11月领取足额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为240元，1914年7月增为280元，1916年3月达到300元。后袁世凯世代，也就是1917年才不时的有所谓的欠薪与半薪 ——要知道，1919年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月薪才8元， 所以鲁迅成了民国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肯定的。

26. 富了且不说，鲁迅还当上他当初最讨厌的官员了，成了自己在东京时就咒骂的“升官发财”之类，而且这工作一方面可说无聊至极，另一方面却是舒服至极，每天除签到外基本上无公可办。用鲁迅日记里的话来讲，是“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按同事冀贡泉回忆：“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 按周作人说，鲁迅一般是早上10时前起床，洗脸喝茶之后再往部里去（鲁迅坐人力车上下班，他当时所住的绍兴会馆离教育部三里地左右），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

27. 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 但这已是1918年的事了。而且鲁迅虽没给兄弟们讲过，事后却给读者讲过，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有意思的是，就是鲁迅自己，也从里面拿东西，只不过自己不说，别人说出了而已——他从里面拿出了教育部同事钱稻荪祖父的殿试卷，送给了钱稻荪。 至于拿了其它没有，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都是不拿白不拿，都是玩完。这个现象，倒是可从中国近代一直延伸到中国当代，二杆子闹革命，向来如此；二杆子执政，也是如此。

28. 从1912年到1926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中，袁世凯称帝的本意可能是瞄准了德皇式的威权政治，因为他和大公子克定都特别羡慕富国强兵的君主制德国，但是盘子没扎稳，跌到地上更碎了。之后中国就乱套了。

29. 这其间也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16年秋天，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已经很出名了，与国会同名。民国的国会议员吃花酒、捧戏子、哄抬妓女价格，早已是北京一景。北大师生也没闲着，同样听戏、捧角、逛胡同，与参、众两院齐名，所以民间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

30. 有人说，鲁迅借《药》讽刺秋瑾呢。这是太不了解鲁迅了。鲁迅不讽刺秋瑾，他讽喻国民呢。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鲁迅虽然扛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改良派严、梁的路数，且比严、梁对于国民性、民族性更有通透的认识，何况他还深受尼采影响呢？所以他的白话小说，杀戮的不外是庸众愚民，呼唤的不外是民智、民力与民德！

31. 我同意“革命文学”之说，因为革的是国民之灵魂，人心里扔炸弹，可谓深度革命——我向来认为制度革命是第一层面，文化革命是第二层面，灵魂革命是第三层面。鲁迅的文学与呐喊，怎么着也是第二与第三层面的东西。

32. 1919年5月，激情燃烧的岁月。五四游行那天，有人打出的标幅是挽联，上写：“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旁边署的是“北京学界泪挽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学生闯到曹宅，找不着曹，就把章宗祥痛打一顿；之后捣毁曹宅又放了一把火，是为伟大运动的开端。作为教育部科长佥事，鲁迅与此没啥关系。他这个北漂要在北京买房，并将母亲、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全部接到北京来。他从二月份就开始看房了，一直看到7月才定下来。

33. 7月，陈独秀被国安约走喝茶了，随后，李大钊也躲老家去了，他们1918年开办的纯政论性的《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老好人胡适一接手，就刊出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奈何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没主意，所以对主义特别迷信。另一个与陈独秀同名的大愤青李大钊与胡适对上仗了，说，中国必需有一个“根本解决”，你瞧人家苏俄，一革命，啥都解决了。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的网路上还有诸多李大钊的传人，叫唤根本性解决，希望天上掉下个好制度，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也不想想制度他娘，文化是啥人儿。鲁迅毕竟是鲁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对当时的十月革命，有些冷淡，有些怀疑。

34.他怀疑得有理。彼时，他另有事要忙，7月买定房子，然后就是装修。据马嘶推算，鲁迅将八道湾11号那套三进的大院子买下并重新修缮，前后花了4335元； 吴海勇推算的则是3990.1元。 据许寿裳说，这院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许寿裳说，自己就是相中其空地大，宜于儿童游玩了。许的回答是：“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由此可见，做了教育部七年小公务员，平时还要给弟媳妇儿羽太信子的日本娘家寄钱的鲁迅，经济实力杠杠的。

35. 经二弟推荐，1920年8月起鲁迅接受北大国文系兼职聘书（本来是周作人的接的小说史课，回来后发觉自己没有大哥玩得好，就让给大哥了，北大国文系系主任马幼渔也同意了）。之后，还在女师大、北师大、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处兼职，女师大月薪13.5元，世界语学校月薪15月，北京大学月薪18元，北师大月薪18元。 别小看这些零碎，加到一起超过八个毛泽东！

36. 1923年7月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失和原因直到今天还是个谜），先是租房住，后是买了西三条胡同21号住宅，将原有陈年旧屋六间，改造成南屋三间、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的四合院。这次连买带修，马嘶推算共花去2000多元， 吴海勇推算是1354.5元。

37.同年11月，发表《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的谈话。谈话中恶心了一些教育部同事，因为欠薪而装成了革命家：“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这些人只要把薪水十足领到，他就可以当官，并不是什么革命家。……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 由鲁迅这番谈话，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判断，身为教育部官吏的鲁迅是不屑于什么革命及革命家的。

38. 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鲁迅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分为上下两卷出版。朱正评价曰：“这还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看到这种评价我就想笑，想到中国总有这么一种人，别人强奸，他在旁边帮别人摁脚、掰腿的干活！

附：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的精神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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