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靠重税还是靠重罚?

加拿大非但有重罚,而且同样有重税和禁烟令,或者干脆说,在烟草税和禁烟令两方面,加拿大几乎是全球实施最严厉、最不讲情面的。

如果你身处乱世,你会杀人吗?如果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一项任务,你会完成吗?如果那是一项命令呢?你会抗命还是执行?如果你周围所有人都陷入了屠戮的迷狂中,你顺从良心拒绝开枪就会被他人笑为懦夫,你会如何抉择?如果你杀人之后,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你还会犹豫不决吗?如果你从小被浇灌以仇恨,你的潜意识告诉你,面前的人是造成你一切不幸的渊源,你会举起屠刀吗?仔细想想再回答。如果你真的认真想了这些问题,答案也许就不会再那样斩钉截铁。

我们都是“普通人”,似乎注定与鲜血与暴力毫无干系,但普通人成为屠夫并不是天方夜谭。无论从电影还是书籍和历史中,我们都知道一些有关“暴力实验”的故事。比如那个著名的“斯坦福实验”,比如那部著名的影片《浪潮》,等等。但这本《平民如何变屠夫》所记录的事不但真实发生过,而且残忍程度比那些实验要骇人得多。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反应纳粹时期一个名为“101后备警察营”如何屠杀犹太人的非虚构写作,并不是因为事件的血腥而显得残忍,反而是因为屠杀者的冷漠,才显得更加恐怖。

如果,那群屠夫是一群疯狂的嗜血者,我们或许不会那么在意,因为我们觉得那群人是“疯子”,是“他者”,与我们有本质不同,但他们恰恰是一群最普通的人。工人阶层、中年男性,拖家带口,来自极端意识形态最薄弱的地区,无论如何分析,这都是一群最无害的人,最不适合为纳粹担任刽子手的角色,但恰恰就是他们,专门对着婴儿和老人开枪。

这本书完整记录了这个后备警察营的成员一步步从普通人沦为屠戮者的全过程。最初,这群人同样会拒绝暴行。在被分配任务的时候,长官问道,有谁无法执行任务,可以出列。最初,是有人自觉出列的,虽然人数比例极低。后来,真的开始执行任务,那些没有出列的人也开始抵触,那些孩子和老人的脑浆崩落在自己的衣服上的时候,这些德国人也觉得这是在作孽。有人开始故意打偏,有人借机溜到旁边的树丛里。但逐渐的,一次次递进地行动之后,这群人如果说不是变得越来越激进与主动,也是愈发地放松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暴力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以及行动策略引起的心理反射。比如,在后来的屠杀中,这些人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他们被要求轮流上阵开枪,这样一来就不会让这些人感觉自己本可以不做这一切。开枪只不过是“自己不得不去执行的任务”。当自责的情绪被人为冲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开脱的本能就占据了上风。

战后的审判中,这支队伍的行为引起了学者的好奇。战争中,有些人沦为杀手,是因为在盛怒中的应激行为,也有的是由于被灌输仇恨之后,对敌人开始了自然而然的物化,进而把他们排除在人伦责任之外。对于这类研,究其实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最知名的“平庸的恶”,也包括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权威人格”概念,他们认为,有些人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特别容易受到反民主宣传的影响。这一切,也算上那个“斯坦福实验”,似乎都能解释这次罪行,但又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101后备警察营的集体屠杀事件暴露出很多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上的微妙内容。比如,很多警察在受审时都曾真诚地表达,相比于来自上级命令的压力,来自同伴的压力更大,因为没人想被人看做是懦夫。“从众的压力”似乎比“权威人格”更切合实际地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当然,形成了那么极端的恶果,已经无法用一两个单纯的理论去彻底阐释当时那一群人的心理机制。更何况,那些证词中充满辩白与躲闪。

但清楚的是,那最后的最恶的结果来自于人性暗处所有元素释放后的化学反应,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哪个元素最终或者说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最极致的恶。仇恨意识形态的灌输,对权威人格者的有意挑拨与塑造,从众心理,等等一切,都是诱因。最可怕的是,这一次平民变为屠夫的屠杀行为,又一次让我们明白,人性是无法探底的。我们只能用合适的方式去限制恶劣的兽性,那些暴力和残忍的暗潮终将覆水难收。就像作者在最后绝望地写道,“在几乎每个社会集体中,同辈团体对成员的行为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设定了集体的道德规范。如果后备警察101营的成员在这种环境下沦为杀手,又有哪个集体的成员不会呢?”

所以,你确定你真的永远不会作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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