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和《危楼愚夫》：后铁幕时代症候群

卡在《007》和马特达蒙的《火星救援》之间，《一个勺子》的上映真的就像个愣头愣脑的“勺子”。但它绝对是一部值得被重视的电影，不是因为电影语言本身，而是它拷问了中国当下人心中的慌乱和我们正在发出碎裂之声的价值观基础。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时，会想到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中的那个水管工。后者同样是今年一部令影迷慨叹的作品。

表面上看起来，这两部电影出生在不同的国家，有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如果你把他们并置在一起，就会发现，两部原本毫无瓜葛的电影诡异又巧合地形成了一组镜像。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西部县城里为了一个傻子奔走的陈建斌，和俄罗斯那座寒冷小城里为了一座危楼中的人们而疾呼的水管工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的身影，足以穿透中国西部的风沙和俄罗斯的冰雪，毫无差池地重叠在一起，形成一种美妙又残忍的同构关系。他们最终的自身遭际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一群麻木而冰冷的人，共同显示出了一种“后铁幕时代”的心理病症。

《一个勺子》里的拉条子和《危楼愚夫》中的水管工，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莫名其妙被套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中，陷入了被嘲讽、谩骂、诋毁、抛弃的深渊。拉条子最初无非是害怕那个傻子冻死街头，作为一个人，他觉得给他一口热饭，让他睡睡羊圈，几乎天经地义；而水管工，最初是无意中发现了那栋老楼中的一道裂缝，他同样出于良心，觉得这楼里八百多人的性命，不能不管，所以才开始为此奔走。而从此开始，他们的命运却被自己的这份良善改变了，并非向好的方向，而是相反，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事情尚且微小的时候把它妥善地解决掉，但没想到，事情本身没有解决，自己却成为了万劫不复的那一个。

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意思。重要的不是电影里的那两个被称作“勺子”和“愚夫”的主角，而是他们背后的一群“聪明人”。拉条子面对的是为自己捞好处的村长、市侩的暴发户大头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民警以及众多抓住一切机会的小骗子；而水管工面对的是被复杂的利益格局绑架的市长、贪婪的各个部门主管、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杀掉对手的狠角色，以及最重要的——一群认命的、得过且过的苟且的危楼居民。

这样一来，就很清晰，拉条子和水管工面对的是同一群人，一群空心人，底层者只能努力活着，生存以上一毫米的事都绝不关心，而权势者都在低头算计自己的利益，绝不努力抬头看天。而当这样的人成为大多数，那些想要抬头看天的人就成了傻子，而傻子的执拗和执着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可能叫醒危楼中沉睡的人，让他们看到不想面对的事，也有可能莽撞地捅破权势者的利益格局。所以，傻子必须死。

这两部电影有着共同的优异之处，他们都避开将矛头指向标签化也表浅化的权势，而是锐利地划开了“群众”的脓疮。这是一种群体性溃散，弥散性腐烂，而“群众”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以及自己的腐坏，不但不自知，反而集体接纳和认可。

拉条子所接触到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把那个智障当一回事，人们都晃晃荡荡地活着，行尸走肉的样子；而水管工最终几乎历经九死一生，家破人亡，自己挨家敲门让所有人下楼避难，但结果，所有人跑到楼下，看着楼房尚且没塌，于是一起打了他一顿，又各自回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

如果单纯比较结尾，《危楼愚夫》比《一个勺子》高级一些，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和设计感，却写出了更加冰冷的寒意。大楼是否坍塌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心早就塌了。《一个勺子》里的人们也一样，人心里还存留着什么呢？连烂漫的孩子都在用石头砸向拉条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俄罗斯和中国有着某种挥之不散的相关气息，观看《危楼愚夫》的时候，如果把其中的人物全都抹掉，只留下外景，你会以为拍摄的是中国东北某个小城的故事。寒冷，破败，压抑。与《一个勺子》中脏乱差的街道有一种难以言明的相通性。而更加相似的，不只是城市的外观，而是人心的纹理。

造成这种诡异相似的，正是“后铁幕时代症候群”。

苏联变成俄罗斯，中国改革开放。铁幕被撕扯开，渐渐融化，但问题在于，铜墙铁壁可以瞬间消失，但人心无法当天重建。我们的人心被卡在了一个坑洼之中。

最初，我们的价值观基础是对错分明的，生活中有黑有白，有灰色地带。后来，那个可怕的权势系统席卷而来，它以强迫的方式，彻底重建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道德观——一种乌托邦化的道德观。他们企图改写人性，但这终究无法成功。人们为了求生，在其中就只能设置出两套嘴脸和两套内心的道德系统，一套用于应付外界和进行表态，一套用于自我消化和生存，久而久之我们被异化了。而当我们刚刚习惯了那个异形的世界，突然间，权势失败了，钢铁的幕布掀开，并非一切都可以马上拨乱反正，经济可以迅速重建，楼房可以赶工搭造，但人心只能再度慢慢适应。有些东西是有遗毒的，那些毒素被注射进身体的时候，快速而剧烈，但排出体外时却缓慢而艰难。就在这个时段内，人们注定纷纷丧失判断能力，一切规则，道德，法律，人们都不再相信，什么都不信的灵长类动物，会造成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呢？这就是典型的“后铁幕时代症候群”。

人们被高度集束之权毁了一次，那权势突然倾塌，有人开始奔命，有人开始敛财，有人急于自保，人们在突然开闸的时刻，彻底慌乱了内心、紊乱了手脚。价值观的基础被毁掉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不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怎样叫作痴傻，怎样才是聪慧。

当所有人都横穿马路，我们该不该等待红绿灯，踏过斑马线？我们知道红绿灯的规则，明白斑马线的用意，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守规矩，我们反而可能会成为受害者，而我们如果不守规矩——为了求得个人利益也好，为了随波逐流的明哲保身也罢——我们又无法彻底避免被良知一次次拷问。就因为这样，我们才慌乱。当根基变得暧昧，模糊，游移，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怎么选都是错，就如同我们突然间被扔到了一座大坝上，左右都是湍流。这悲哀或许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当下的人们能读得懂。纽约不懂，平壤也不懂。灰蒙蒙的悲哀，咽不下去也哭不出来。

《危楼愚夫》中，水管工的妻子在被迫逃亡的路上，满含眼泪地质问丈夫，你就没为我们想过吗？为什么我们过上这样的日子？《一个勺子》中，拉条子和他的老婆金枝子坐在冰凉的土炕上，金枝子问他，你看看我们过成啥样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你看，这才最悲哀。有时，一个英雄末路的时刻，不在宏大的生死边缘，反而是最无法腾挪的儿女情长。他们的老婆问的没错，你既然说自己不是傻子，你既然是个英雄，你既然众人皆醉你独醒，那你换来的生活，为什么如此不堪？为什么那些傻子，犯错的人，反而有着体面的日子？我们解释不通。

拉条子不是傻子，水管工也不是傻子，他们都只是善良，但他们活生生被逼成了最终那副不堪的样子，好似他们罪有应得。如果我们无法重建价值标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己身上知道什么叫罪有应得。《危楼愚夫》的俄语片名直译就叫《白痴》，这和《一个勺子》放在一起，真是个有趣、残忍又令人伤感不易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