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的家事怎就成了尔的国事?

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太后的家事怎就成了尔的国事?

端木赐香

禹死了,按禅让的游戏规则,接班的应是禹生前指定的益。益呢,接班时也按游戏规则来,学尧和舜,“让辟”前任之子——当然这种让只是一种礼仪上的虚让,相当于乡下人留串门的娘们儿在自己家吃饭,纯粹客气,而那串门的也从不会自作多情到把这种客气当真。没想到,禹的儿子启开天辟地的多情了一次——益的客气被他当真了,这家伙真的代益而立了。夏启的接班,意味着国家的出现,所谓的国家,翻译过来就是以国为家。一句话,国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皇家私有制从此在中国确立!

皇家私有制,意味着统治者要把国事当作家事来做,天下就是他的家;臣民们把主人的家事当作国事来做,把主人的家当作自己的天下!于是尴尬出现了——后者在表示自己爱国情绪的时候,难免会有自作多情的嫌疑(相应的,说卖国也有些不自量力了,根本不是你的,你卖个屁哪)。比如方孝孺反对朱棣取建文而代之,朱棣就老大的不乐意:“此朕之家事尔,先生毋过劳苦”。

这话多酸,我要是方孝孺,就羞死了,人家的家事私事,你瞎操什么心!岳飞后来遭赵构猜忌,就跟这种自作多情有关,身为武人,却有意无意的犯皇家大忌,看赵构挺亲近自己,一高兴就弄不清自己是老几,问人家接班人的事,明知道人家赵构不会生育,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自作多情的,不只岳飞,多了,从大宋名人里再挑两个吧。一个是包拯,一个是韩琦。包拯劝仁宗早立太子,仁宗就反问:卿想要立谁?这一句就把老包吓坏了,赶忙表白:“臣无才而备位,所以请求早建太子,是为宗庙万世计谋而已。陛下问想要立谁,这是怀疑臣下。臣年已七十,并且无子,并非为后辈求福之人”。韩琦也曾劝仁宗早立太子,仁宗回说:“朕久已有意于此,谁人可为太子”?韩琦也吓得不轻,说:“这不是臣辈可以议论的事,应当出自圣上的裁定!”

当然也有在这方面做得特好的,比如唐玄宗想废太子瑛,召见宰相李林甫欲探其意,李宰相的回答是:“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唐玄宗一听,对对对,俺的家事,无须征求别人意见的,所以老小子马上废太子瑛为庶人,不久又赐其死。总之,革命接班人虽然事关全国臣民幸福,但那却不是全国臣民所能过问的,给大家一个白痴司马衷,或者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臣民照样得把他当作北斗星来仰望!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从秦皇开始,中国臣民已享受这种家风近两千年,抗毒耐旱,早就适应了。问题是,慈禧作家长的时候,天下已经有所变化了。也就是说,她以为全天下都是她的家,可惜不是那么回事,她家周围是有许多邻居的。有些强邻,甚至跑到她的家门口叩门敲窗了,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烦死老太太了。

与此同时,老太太家也不安宁,如果说老太太是家长,皇亲国戚是其家属,众官员是其家奴,百姓是其家畜的话,那么,家里的家畜正因为吃不饱而尥蹄子呢,这倒是老问题,可是新老问题集合一块儿了,咋办?耆英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刚毅说:“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

“我家”云云,也就刚毅这种满人有资格说,象曾、李那样的汉员,功勋再大,也不配“我家”两字,只能说“您家”云云。还有,这里所谓的“家奴”,严格来讲,应叫作“家畜”,刚大人叫得好听些,无非是在拍家畜们的畜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百姓还被称作“公民”呢,而刚大臣后来因义和团之祸落个给老太太做替罪羊的下场,说明他才是真正的家奴。总之,有家属和家奴们撑着,慈禧这个作家长的也就不含糊了,说:“宁赠友邦,勿给家奴”!

后世有人把老太太叫作卖国贼,严格来讲不科学,老太太充其量只是个败家贼。老太太败家的时候,遭遇到一个人的抵抗,这个人就是光绪。双方都嫌对方成家不足,败家有余,时不时的斗斗。姜还是老的辣,维新失败后,老太太在家里占了绝对的上风,她决定让光绪引咎辞职,这当然是件大事,为了让家里家外的人信服,老太太找了如此借口:皇上龙体欠安,不得不病退了!

中国的官场规矩是:说你有病你就有病,没病也得生病!叫你退位你就退位,不退也得腾位。其实内里大家都明白,光绪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与路线错误,准确说,站队站错了,居然支持“广东小人”(恭亲王奕訢语)康有为变法,甚至图谋兵变亲政,孰可忍孰不可忍?老太太给光绪吃毒药的心思都有了。奈何时移世易,可恶的外国公使驻扎于大清心脏部位,其天性令人讨厌:第一,他们特有实证精神,一听光绪有病,就鬼眼上翻:真的吗?不经俺家西医确证,俺们不信!在他们的的强烈要求下,法国医生多德福被特派进宫,给光绪看病。他给出的诊断结果是:大清皇上根本没病(有病的是大清)!第二,他们特喜欢干涉别人家的家事,比如中国人信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可是洋人就特反对——孩子一离开你的肚子,就不是你的,而是政府的,你打孩子,政府就打你!你踢孩子,政府就踢你!我们这边一姐们儿,因丈夫把年终奖的一部分给了婆婆与婆婆吵架。姐们儿说丈夫是她的,挣的钱都是她的;婆婆说:你丈夫是我生的,我就是把他的头割下来,当球踢,你也管不着!何况俩钱!可以说,慈禧老太后跟这婆婆一样有底气。别说洋人,就是汉族官员们对于她废帝的事也不敢抗议,因为大家都熟读史书,更知道老太太那句口头禅:俺家家事!爱谁谁!

老太太在家里横,当然无人敢管,但是洋人的态度让她颇费踌躇。老太后的闺蜜荣禄大人给她设计了最佳废帝步骤——首先宣布光绪帝位来历不正(当然不正,从老太后这边讲,光绪只是同治的姨表弟,从同治那边讲,光绪只是同治的叔伯弟。为了踢开光绪,老太太甚至忘了这个来历不正的皇帝都是她一手造成的。而且光绪的爹,老实巴交的奕譞当时一听说自己的孩子要去这娘们手下做皇帝,痛苦得当场哭晕过去);其次宣布光绪久无子嗣,估计以后也生不出来了,为了国计民生,还是早些立储为好!但是立储并不是给光绪立储,而是给同治立储。这样光绪在中间夹着咋看咋多余。第三,立谁好呢?老太太相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但是还是怕洋人反对,所以听了男闺蜜荣禄的主意,用《清史稿》里的话:“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1900年的元旦,老娘们儿召开了家庭会议,正式商量废帝和立储的事儿。所谓的商量,当然是她自己和自己商量,据说整个家庭会议上,大臣们都夹着嘴巴不敢乱放,著名的爱国大学士、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住在大使馆附近却不愿看见洋人建筑因此每次上朝必坐轿绕行的徐桐倒是了勇敢地放了言,他建议光绪被废之后,家里给他一个“昏德公”的封号。会议的结果是,定于1月24日正式发布《立储书》,立溥儁为大阿哥,至于何时登基,随后再定吧。

为了探得洋人对废帝及立储的态度,老太后想起了因替她卖国而背了汉奸黑锅的正坐冷板凳的伴食宰相“李二先生”。鸿章的态度是:要我探洋人口风可以,你马上任我为两广总督。洋公使肯定前来祝贺,饭桌上我就给你搞定了。于是我们看到大清政府居然也有效率高的时候,鸿章一要求就成了。各国公使当然纷纷前去祝贺,除俄国公使外,其余洋公使全部反对老太后。举例说明,李鸿章大人在饭桌上用标准的中国外交辞令跟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无论如何,这总是俺中国内政吧?可窦纳乐黑着鬼脸表示,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我们概不承认!叫你们家那个老太太再给我牛!

李鸿章当然会把洋人的意思婉转上达给老太太,可是老太太不傻:侬再婉转,也是干涉俺家事,老娘先憋着,有机会再跟你们算帐!等着啊,我大中华有的是神棍!王林不来,大师兄来,有你们洋人受的!

《立储书》正式发布这一天,端郡王在家里迎候各位贺客,但是端郡王最希望看到的贺客——各国驻京公使们没来一个。端王的心情,张学良的老丈人可能理解——于凤至小姐与张学良订婚的时候,于凤至的老爸也是在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奈何饭菜热了凉,凉了热,就是不见女婿来,最后来的只是巨额财礼。众所周知,张学良起初对这门婚事是不同意的,只是挺不过老子才勉强应下,所以订婚那天故意不到,想用财礼把于小姐吓晕。骄傲的于凤至伤了自尊,送给张学良一封信,主要意思是:财礼请你拿走,本姑娘高攀不起,婚事拉倒! 张少帅那吃过这瘪哪,一吃居然爱上了这口——由此对于凤至刮目相看,婚后对老婆的敬意估计有一半是出自于此。

中间夹这么长一个故事是想说明,虽说端郡王在爱新觉罗家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尊;又不能象于小姐那样,以傲慢对付傲慢,真是气死了。洋人们绝没有想到,对于大清家事的不支持,居然成就了大清家里的首号反帝爱国牌英雄——“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可以说,这是载漪支持义和团的唯一逻辑!与此同时,老太后也想利用义和团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老太后正犹豫的当口,载漪从背后补了一脚——1900年的6月17日,慈禧收到一份来自民间的所谓的“洋人照会”,照会上每一条都足以让老太太老羞成怒: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真是傻逼哄傻逼,老太后居然信了真,也不想想洋人照会怎么能从民间来。虽然一月之后,老太太通过荣禄调查,已经得知那份照会为我大中华伪照。但为时已晚,6月21日,大清家已经向所有的洋人开战了。一个女人的家事,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国难!

开战之后,凡是反对围攻使馆的官员,大都被当作汉奸或满奸给“法办”了。著名的满奸有:内阁学士联元(他居然敢说:“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户部尚书立山(他认为靠义和团的巫术根本不是洋人对手,所以反对开战)。著名的汉奸有:兵部尚书徐用仪(他认为中国的军力太弱,根本不是洋人对手)、吏部侍郎许景澄(他当过驻法、德、意等国公使,知道国际游戏规则,知道向11个国家同时宣战的后果,所以拉着光绪的衣袖与皇上泪眼相望,惹怒了老太后)、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气得太后直拿眼瞪他。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端郡王悬其尸于东安门,却被袁昶强行劫走,说自己认识克林德,不忍其暴尸于外)。

当然主战派也没有好下场,只不过比反战派多活了几天而已。如果说反战派之死是由于卖国的话,那么主战派之死便是由于爱国了(爱老太后的兔腿儿)。总之大家都报销了,我们却看到老太太一脸的媚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八国联军一高兴,竟把这个真正的祸首给放了!八国联军为侮辱大清国民,要求赔款四点五个亿,大清国民正好一人一两!

八国联军错了,当天下沦为一姓之家,当国事沦为家事时,大清国民并没有受辱感,因为这一两银子并不是直接从他们手中索得。国民们身处其中,对于某家家产的衰败、家业的接替可谓是无动于衷,说不定还大声欢呼,倒了倒了呢。最典型的镜头是,当两拔人争家长之位、当外来的侵略者强行闯入某家家门时,百姓们不但无动于衷,甚至可能以看客的的心情袖手围观——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可参见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看的别人争斗。再比如英法联军进北京,可参见华斯莱的描写:“部队一进入接管安定门位置,就见到大群从北京各个角落涌来观看的人们。我从没见过这种景象:黑压压一片人头,挤满了宽阔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群拥来挤去,尘土飞扬,京城一些地方笼罩在烟尘里,隐不可见。中国卫兵和协助他们的城内衙役,被冲得忽前忽后,吃力地阻拦着拥挤的人潮,将他们隔离在城门区以外。”说这么多,倒不如用清人刘毓楠《咸丰十年洋兵入京日记》里的四个字:“观者如市”。

好一个观者如市!

您的家事,干我等何事?

最后温馨提醒广大观众:没事最好在家呆着,给人当观众也有危险的。比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周皇帝周宣帝突然病死,其8岁的儿子周静帝即位,杨坚欲“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周宣帝尉迟皇后的爷爷,时任相州(相州是俺安阳)总管的尉迟迥起兵反抗,双方在相州城下展开了一次大决战,据《周书·尉迟迥传》记载:“邺中士女,观者如堵”。杨坚这边的人打不过尉迟迥,于是围攻围观的百姓,数万百姓魂飞魄散,抱头鼠窜,竟把尉迟迥的军队给冲乱了,尉迟迥因此大败。不管谁胜谁败吧,俺安阳老乡这回可吃亏大了,免费戏没看好,倒把自己性命当戏票报销了。

问题是观众老不长记性,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英国侵略者为  了跟林则徐逗气,故意把递交宣战书的地点挑选在了厦门。遗憾的是,由于整个清政府从上到下不懂所谓的“白旗规则”,所以挂着小白旗的英军单桅小船怎么也完不成宣战书的递交任务,与此同时,岸上堆积着大群围观的居民,英军翻译官罗伯聃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向人群喊话,说明自己的意图,可是观众们没一个回话的,士兵光着脊梁,背后裤腰带上插把芭蕉扇,观众携妇带雏,为了看好戏连男女之别之中华优良传统都忘脚后跟了,大家一律笑嘻嘻的看着英方打着白旗在河里出洋相……最后,英军用炮弹说话了,两颗炮弹落地后,岸上的观众,连兵带民,全部一哄而散!

哎,早该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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