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见了史怀哲的歌唱

文｜罗志华

不管患有何种不孕不育的症状，只要缴纳85万元费用就能成功生下男孩，这样的广告出现在长沙一家怀孕公司的网站上。这家公司声称是跨过公司，在曼谷、上海、长沙都有分支机构，其业务就是代孕和收购卵细胞。价位从38万到80万不等，收购卵细胞等业务也赫然标明其中。（日央广网）

记者伪装成一位有代孕服务需求的客户，与这家公司的人员进行了接触，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其中，工作人员与记者接触的过程颇耐人寻味，他们只有通过“线头”才能得以联系，且接头地点反复更换，还有外围人员进行采点和望风等，这些做法，与谍战片中的场景极为相似，给人以一种神秘感和穿越感。

这些非法机构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与顾客联系，无外乎当前相关部门对这类行为加大了治理力度，若再敢明目张胆，必然难逃监管与打击的命运，只有转战地下，用谍战片中常用的方式进行操作，方能增加这类行为的隐蔽性，进而逃过监管。至于反侦察手段所增加的费用，又通过“比网上公布的价格高5万”等方式，最后仍摊到了顾客头上。

这一变化，无疑增加了打击非法代孕的难度。法治社会最讲依法行政，通常情况下，对于非法代孕，往往根据群众举报等途径来发现线索，而执法过程也要光明正大，做到亮证执法、两人以上执法。这样执法本没有错，但假如只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去调查取证，极具反侦察能力的地下代孕机构，可能早就闻风而逃，甚至换一个地方故伎重演。当前，地下代孕之所以屡见不止，仍敢在网上大肆宣传，或与监管和打击方式过于正统不无关系。

假如通过类似于“谍战”的方式来应对反侦察和调查取证，结果会如何？地下代孕机构隐藏得再深，但总有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现他们的线索并不难，只要有了初始线索，就可象这位记者一样顺藤摸瓜，将整个代孕链条一网打尽；退一步讲，就算单次的行动没有收获，但只要这种打击方式成为常态，地下代孕机构也会感到风声鹤唳，不敢轻信他们，生存将变得艰难。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证据，要注意确保证据的法律效力。证据收集得再全面、再准确，只要收集过程不合法，就属于无效证据，也不能依此对地下代孕实施打击。但依法打击代孕与通过“谍战”方式收集证据，本身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顾，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代孕机构打一场“谍战”，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若如此，让这些非法机构即使在“地下”，也没有太大侥幸生存的空间，他们必将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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