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世界：巴黎恐袭案与世界秩序困境

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以至于它被称为法国的“9.11”，整个世界差不多都要因此而行动起来了。但在义愤与行动之余，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世界秩序当中的乱象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策划此次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IS)能够发展壮大的内因，在于穆斯林世界的一些结构性困境，即便伊斯兰国有可能因此次行动而走上末路。这种结构性困境并不因此便会被化解掉，反倒是我们要更加认真面对的问题。

伊斯兰教难以应对“脱嵌”的世界

穆斯林世界在现代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它对波兰尼意义上的“脱嵌”世界难以应对。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中，无论在何种宗教-文化主导的世界，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各种要素彼此紧紧嵌合在一起，宗教观念及教区设置等则为这些嵌合的结构进行一种正当性的辩护，社会处在一种稳定而又停滞的状态之中。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远洋贸易改变了这一切。经济的力量脱嵌于此前紧密嵌合的总体结构，它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组织的逻辑，改变了军事活动的逻辑，也改变着政治的秩序，改造着人们的观念结构。西方世界就此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此后，人们做了各种驯化“脱嵌”世界的努力，在观念层面上，这些努力逐渐凝结为格劳秀斯及其后继者的国际法权学说，它将全球纳入具有普遍性的法权秩序当中，并从政治实践中建立起规范各政治行为体的国际条约体系;以及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说，它为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以及以全球为单位的自由贸易进行了完美的辩护，并从中进一步提炼出伦理价值——自由经济将最终带来人类自由水准的普遍提升。以超越单个文明区域的全球法权秩序为基础，世界“再入嵌”，建立起现代秩序。

这个驯化的过程由于必须建立起跨文明的普遍法权秩序，所以它走向了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实质正义(终极的实质正义必定是基于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则被还原到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世俗化是大势所趋。西方世界历经数百年完成了对脱嵌的驯化，在此过程中崛起并对外扩张，非西方地区被裹挟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被动地进入了“脱嵌”的过程。

穆斯林世界也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困境。

伊斯兰教是对于世界的全面解释以及对于生活的全面指导，所有的一切都被嵌合在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当中，整合为通贯的实质正义，其嵌合性比任何其他宗教都更为深刻，这使得它难以应对“脱嵌”的世界。我们于是便看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困境。

穆斯林世界动荡的三重肇因

在政治层面，穆斯林国家都面临着正当性的残缺。

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而形成，其国界的划分基于此前的殖民历史，以及大国的交易，并没有什么历史基础。因此这些国家本身的正当性便是存疑的;更何况在伊斯兰教义看来，国家这种人为的建构物，本身便无甚价值。

另一方面，既有的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也是存疑的。世俗化和民主制这两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在穆斯林国家却处在两难困境当中。民主选举，则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党，世俗化遭遇挑战;坚持世俗化，则其担纲者往往就是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统治、威权政体。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始终要面临大国政治的约束，对于大国来说，在世俗化与民主制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天平便偏向了世俗化的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都有过若干次军人政变推翻大选选出的宗教性政党主导的政府的经历，而西方国家对此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威权政体既违背了伊斯兰教义里面对于平等的要求，更违背了教义对于统治者的要求。于是，这些政权便从各种角度有着政治正当性的残缺，民众心中郁积着深层次的不满。

在经济层面上，从通行的衡量指标来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效率相对于西方世界与亚洲国家而言是比较低的，这既有穆斯林自身的经济伦理所致的结果，也有近代以来殖民经济体系所致的结果。

就经济伦理而言，基于清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经营、利润导向，以及将各种经济资源做同质化还原来理解，如此则各种经济要素市场化的程度高，相应地经济效率也更高。但是，这种经济伦理忽视了“人”的需求，“人”被抽象化为劳动力要素，人的更复杂的精神与道德需要则被屏蔽在外。而清教以外其他文化的经济伦理，将“人”的需求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对于何谓人的需求的界定会有区别——其经济效率势必会低于清教资本主义经济。通行的经济指标是否代表衡量经济的恰切标准，是另一个问题，毕竟通行的指标里也没有作为道德动物的“人”的地位;但无疑通行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硬件意义上的综合国力，效率的不足意味着通过经济手段化解社会矛盾遇到瓶颈。

就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而言，穆斯林世界长期作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石油国家是特例，但穆斯林国家不都是石油国家，并且石油国家也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往往还会留下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飞地经济，亦即几个大城市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高度联系，成为一种经济飞地，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则仍处于传统经济当中，国家内部经济呈现二元化撕裂的状态。而经济飞地的各种发财机会又往往被威权统治者所控制，以及用来拉拢支持者，经济层面的撕裂便进一步地加重了政治层面的合法性残缺。

再从社会层面来看，传统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体系是高度嵌合在一起的，但飞地以外的传统经济地区也会逐渐遭遇到现代经济的渗透并开始解体，相应地传统社会与道德也会逐渐解体。这个过程在日趋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从传统社会结构当中抛出，却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陷入困境;传统的道德体系对他们的约束也逐渐失灵，失业游荡的青年人更加无所适从。这与前面所说的政治正当性的残缺、经济层面的撕裂等等结合在一块，带来了怨恨，蕴含着深刻的动荡基础。

原教旨主义敌视的是现代性本身

这些结构性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穆斯林世界，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常见。但局中人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则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态度紧密相关。

伊斯兰教当中既有温和向善的面相，又有激烈决不妥协的面相，哪种面相会呈现出来，要看它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当中运行。在传统社会的嵌合结构中，伊斯兰教劝人向善、友爱世人、热爱和平的一面会凸显出来。但是在被抛离于传统社会结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当中，决不妥协的面相便会更有吸引力，这个面相在告诉他们，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你了，神仍然与你在一起，他永远不会抛弃你。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犹太人时曾提到过“贱民民族”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所谓贱民民族，是指一群坚信自己是选民的人，神对其命运的许诺甚好，但其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却是甚糟。虔诚的信徒坚信神不会错误地许诺，自己的信仰也不会有错，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世界错了，需要将错误的世界改造为正确的秩序。在那些决不妥协的年轻人身上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我们可以想象，发誓要推翻现行秩序、期待着善恶终极大决战的伊斯兰国对他们会有何种巨大的吸引力。

伊斯兰国所遵奉的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宗教领袖罕百里，他开创了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罕百里派，成为嗣后所有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当时阿巴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马门哈里发正力图用暴力强制推行自己所钟爱的神学派别，其更深层目的是以此来掩盖自己得位不正之事。暴力强推的办法与正统伊斯兰教所推崇的强烈的平等主义相矛盾，后者坚信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只应服从安拉的命令，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而马门的做法则隐含着对于神意的窃据，要求每个人对哈里发负责。罕百里要极力对抗哈里发的残暴统治，但哈里发是先知在世间的继承人，罕百里及其支持者反抗哈里发显然是没有正当性的，除非能够找到比哈里发还要高的正当性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更高的正当性只能是来源于神，神意在古兰经和圣训里，于是罕百里要求信徒严格地依照经训来行事，绝不可依凭自己的理性妄揣神意以致窃夺神的位置，否则只能带来邪恶的专制。由此可以看到，原教旨主义在其起点上，是弱者赖以反抗强者的精神武器，而不是通常所想的冥顽不灵愚昧落后。

对于伊斯兰国所诉诸的群体而言，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感受到巨大的不公，但却无能为力，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个暴君。这些挫败者为自己寻求意义感与出路的努力，呈现为一种“贱民民族”的精神结构，形成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敌视。反过来，一方面现实太强大了，一方面贱民民族必须(至少是自视为)加倍虔诚才能支撑起其正义在握的信念，于是，这些人的生存困境逼迫着他们只能选择原教旨主义。他们敌视的对象既包括本国的欠缺正当性的政权乃至国家本身，也包括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外部压力的西方世界，本质上来说，他们敌视的是现代性本身。同时，由于这些人的理念以信仰为基础，是自我证成的，所以即便是失败也无法令其放弃信念，甚至更会令其获得证成感，相信这正是拯救所必需的一个环节。于是，与其的战争就具有了一种终极性，与通常的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伊斯兰国的动员效力来源于此，但它也正因此而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伊斯兰国要彻底否定现代性，但是其反抗的手段却必须借助现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而一旦借助了这些力量，要使其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下去，则伊斯兰国便会变成自己欲图否定的东西了。这使得它的成功便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但是它的失败却会诱使它坚信自己必会成功，伊斯兰国自身便陷在一个怪圈里。同时，由于伊斯兰国庞大的战略目标，它必须使自己能够建制化、定形化，否则无法确保其组织效率的可持续性;但是其原教旨主义的理念要求伊斯兰国要保持一种无定形的状态，这里又是一重自我否定。伊斯兰国对于外部世界能够构成巨大挑战的力量，在于其大打不对称战争的能力;但是这种战法也要求伊斯兰国不能让自己定形化，只有无定形才能让对手无法锁定目标，难以有效地回击，而伊斯兰国正在定形化的现实，令其力量也走上自我否定的路数。

原教旨主义的方案在反抗现代秩序的过程中，既无法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也无法不走上自我否定的路径。但是原教旨主义的存在本身，却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晴雨表，标示着它所处其中的秩序，是否存在着现有的政治-法律框架内无法化解的冤屈。只要这些冤屈能够在既存的政法框架内化解，都会转化为一个法律问题被消化掉，因为原教旨主义的路径成本太高，通常不会被人选择;但无法化解的冤屈的存在，其所引发的怨恨却必会将人推向某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国的疯狂必须被打击，但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前面所谈的、作为既存秩序之基础的国际条约体系当中是否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