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古代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书信社交模式。以唐宋八大家为例,这些大家们诗文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仅上书一类文章,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些上书从种类上看,几乎兼具前述各类求关注之功能。
文|严辉文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的人们,求关注、求重视、求互粉、求解释、求就业、求上位等,已经有了简易轻松可乐的新平台、新手段。种种情形表明,书信写作,很多人已经遗忘甚至于压根就不会了,热闹的饭局和最喧嚣的社交活动,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至爱。
显然古代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书信社交模式。以唐宋八大家为例,这些大家们诗文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仅上书一类文章,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些上书从种类上看,几乎兼具前述各类求关注之功能。
柳宗元上书为刘禹锡求情,见于韩愈为柳所作墓志铭,足见柳氏之深明大义,“士穷乃见节义”;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后,苏辙为兄求情上书,正所谓“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而欧阳修、王安石们的上书,真能上达天听,真能影响皇帝,甚至于真能影响历史;哪怕沉在唐宋历史角落里最低调的大家曾巩,也在务实干事之余,每每上书皇帝,倾诉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
不过,从较为纯粹的文学史角度来看唐宋八大家上书,辨识哪家上书技术更强大,恐怕还是难以忽视历来受世人瞩目的唐宋八大家文章等相关选本中“出镜率”较高的那些篇章。毫无疑问,非韩愈、苏洵莫属了。
韩愈、苏洵上书技术,正所谓各有千秋,几乎难决高下,恐怕也对现代人最具启发性。
当韩愈登进士第以后,根据唐朝的制度,中进士之后还需再考中博学宏词科,才有做官机会。这位仕途蹭蹬之士居然三试不中。韩愈同学把应试后的全部精力,饱读诗书的全部智慧,他时文写作的全部才艺移之于上书,公元795年(唐贞元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他连续3次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人上书。对于三篇上书之文,虽然后世不免汲汲于功名之讥,但其文学的光芒则令人不敢迫视。其实在一个自来官本位意识很浓厚,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现实门径的社会里,作为积极入世的儒生,大家谁也不必“装外宾”、“装现代派”,又有多少人能不走博取功名之路呢?
不说人生态度说写作艺术吧。正月二十七日上书,从正面入手,自称读书著文,合于尧舜之道。呼吁“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鼓励宰相们学习孟子“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又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窘境。作为第一次上书,想让人家更多地了解自己,他没有过多地玩弄文学技巧,实属中规中矩的吁求之书。
二月十六日又上书,韩愈老先生则进行了旁敲侧击,不啻是一篇“救人式”宣言。开篇就说“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只有再上书了。并以救人于水火之中自喻,吁请宰相们施以援手“往而全之”。
三月十六日再上书,退之先生更是搬出了周公为了人才“吐哺握发”的榜样。说周公急于见贤能之士,一餐饭三次停下来见人,洗一次头三次把解开的头发握在手中。尤其是将周公时代与当代相比较,皆是无尽的才思排闼而来,而两段中行文仅易数字,则周公“榜样的力量”呼之出矣!
三篇上书,篇篇奇文,互不相犯,各尽其妙。无愧于唐宋八大家上书类文章典范了。
苏洵五篇上欧阳修书,亦颇有可观,每书无不精当,亦是精彩上乘之作。如果没有“韩愈上书在前头”,苏洵之文想必影响还会更深远。然而韩苏相比之下,苏文的光芒多少因失之于琐碎而略显暗淡了。然而就此断言韩愈上书技术更强,那就大谬不然了。
正所谓既要看广告又要看疗效。上书这事呢,也是既要看文本自身的优劣,又要看实际效果的。
如果说从写作技术看,韩愈文章更深入人心的话,那么从当时的实际效果看,苏洵之文则实属“金不换”了。欧阳修力荐老迈的苏洵出仕,欣赏其子苏轼、苏辙的才学,尤其激赏苏轼文章,最终成为苏氏父子的老师和恩人,或许苏洵的五篇“上欧阳内翰书”功不可没。
苏洵的上书,首先是对象选择得准。在第一次上书中苏洵说他所慕望爱悦之人有包括范仲淹、富弼、用度欧阳修等人在内的当朝六君子,但他坦陈,独独认准了欧阳修“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或许是苏氏父子运气更好吧,他们一走出蜀中,就遇上了爱才识贤的欧阳修。而韩愈则显然看走了眼,看来,当时的三宰相赵憬、贾耽、卢迈之徒,与我们今天的某些官员简直是同样傲慢。根本就无心识才荐才。“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更是表明他的千古雄文表错了情,不只是打不动衮衮诸公们的铁石心肠,就连相府的看门人也搞不定,实在是浪费了才情。
或许韩愈致命的错误,还在于过于自恋。他选错了人不说,上书之余不时天真地附献上文章一卷,居然“生纸写,皆有揩字注字处”,难免显得又迂腐又不大尊重宰相老爷们。苏氏父子则不然,总是不失时机地称赞欧阳修是当朝当世的文学领袖。如果说韩愈上书失之于“一供三”的话,那么苏氏父子则一直是始终不渝地“三供一”了。且撇开欧阳修真是名副其实不说,谁不喜欢被人恭维呢?
老苏在第一书中,将欧阳文章与孟子、韩愈相提并论:“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极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苏辙的情商显然更高一着,就连给韩琦太尉上书,也不忘记顺便拍一下欧阳修:“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这实乃暗合当今“情商学”中最牛一招——背后说人好话,想不让被说者感动都难。
至于那位苏轼大文豪一生写了多少称颂恩师的文章且不说了,“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东坡同学赞完了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之后,甚至于明知欧阳文忠公书法成就不是很冒尖,仍然盛赞其“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干脆将其与当朝第一书家相提并论。这不都是上书技术不可或缺的配套功夫么?
如今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吃喝玩乐技术等,已经让一切舞文弄墨显得奢侈而多余。不过,正所谓艺多不压身,人们在打电话、发短信、发微博、玩朋友圈之余,尚能写得一手好书信,恐怕不是坏事。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人怀念书写的时代,如果人们还愿意使用书信社交的话,研读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上书文章,比较一下韩愈、苏洵上书技术,汲取其精华,做到既尽可能有文采,又善于把握上书的技艺,更精于选取上书的对象,或许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于人生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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