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吐多少槽才能吐出吸了30年的雾霾？

文|廖保平

雾霾，又是雾霾，绕不开的话题。

北京再次遭遇雾霾围城，这次市政府启动了重度污染红色预警，建议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机动车开始单双号限行。比12月1日重雾霾袭来时反应敏捷多了。

站在街上，放眼空漠，似如仙境，实同地狱，有刺鼻的硫磺味窜流肺腑，艰于呼息，心里琢磨着，这雾霾何时能散去，换上澄澈的蓝天?

我自然知道，这雾霾不会累月地围城，总有散去的一天，但是，要较为彻底地告别雾霾，短时还是一个幻想。专栏作家孙凯2014年2月25日在腾讯大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直接说，“中国人至少还要忍受30年雾霾”，网络上也有网友说中国至少要忍受50年。

无论是否有夸大之嫌，可以肯定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是这几十年经济社会超高速发展的结果之一，要想短时内结束这个状态实非易事。

英美等国一些城市花费了近50年时间，才恢复正常的空气质量，而且是在人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人均财富只排名世界第104，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很多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治霾肯定是场持久战。

孙凯在文章中还提到，要实现13亿中国人达到美国生活水平，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也就是说，目前的雾霾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

而且我们没有什么治霾的高明办法。一般的做法无非是把大部分污染严重企业外迁，可是再怎么外迁也还是在中国国土上。再何况，城市里污染严重企业外迁，无非是迁到郊区，雾霾还是环绕城市，驱之不去。治理汽车尾汽也没有多少成绩，城市里的汽车越来越多，拥堵不堪，尾汽排放清洁性可能提高了，总量难以控制。

还是回到雾霾产生的根源上去寻求解决之道吧。雾霾的成因多种多样，有工业、尾气、气候、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我赞同一个观点，即雾霾是一个污染总量超标后的集成结果。

造成污染总量超标最主要的原因当数工业，须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为什么如此?就是这样的能源消费和燃煤背后对应着庞大的工业生产需要。

那么，我们不要这样的工业生产可以吗?可以，除非，一，我们退回到非工业时代;二，我们能超越现在的工业时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退回去，唯有告别低端的工业链条，超越现在的工业水平。

低端生产链的最大恶果，就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这个过程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英国处在这个低端水平时，伦敦是雾都，故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书名;泰晤士河鱼类绝迹，如果有人掉进这条河里，像被狗咬一样要常规防疫接种;美国处在我们这个阶段时，同样“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忍受光化学烟雾困扰。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叫做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一个规律：处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则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个时候的英国、美国、日本等等，人们攀爬在库兹涅茨曲线那段陡峭的悬崖上，吸饱了雾霾。现在，他们爬过了那段危险的悬崖，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呼吸着清洁的空气了。

我们现在正处在当年欧美国家所处的位置，或者还不如。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社会福利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确切地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

我们能不能成功地跨越这个“陷阱”，或者说有没有办法超越低端工业水平?有，那就是让这个民族极具创新活力，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而创新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良好创新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内在激励机制，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雾霾还要大的挑战。

在还要至少还要忍受30年雾霾的情况下，治理雾霾当然刻不容缓。但既然摆脱雾霾非一日之功，雾霾已经成为生活常态，我们做好了长期生活在雾霾中的准备了吗?

换言之，我们有常态性的应对之法吗?比如雾霾污染黄色预警，或是雾霾污染红色预警时，工厂是不是要停工，哪些工厂要停工;学校要不要停课，哪些学校该停课;机动车是否需要限行，怎么限行;配套的公共交通如何保质保量供给等等，这些目前还只是监时性的拍脑袋行为，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规定。

其实，西方国家也曾经经历过严重的雾霾，他们成功治理雾霾的经验要学习，他们在雾霾作为一种常态下的生产生活是怎么应对的，也应该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什么不学点拿来主义呢?政府建立起常态性的应对机制，宣传教育人们如何应对雾霾，减少伤害，是基本的责任。甚至，我认为，在雾霾污染红色预警时，政府应该像应对非典一样有紧急措施，不能因为吸几口雾霾一时死不了人，而掉以轻心，因为这不只是雾霾，而是环境灾难，面对灾难就应该有特别之法。

（本文原载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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