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车祸身亡丈夫器官”具有样本意义

文|汪昌莲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家中顶梁柱似的男人倒下，留下妻子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然而，在悲伤之余，妻子仍决定按照丈夫生前的心愿，无偿捐献丈夫的器官。当这场不幸降临到这对从广东茂名来广州抢救的小夫妻身上，在签署完丈夫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书后，妻子选择继续坚强。（12月12日《广州日报》）

丈夫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妻子决定完成丈夫生前心愿，无偿捐款丈夫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角膜等器官，救助多名重症患者，让丈夫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以重生，也让人间最美好的亲情得以延续。这位妻子的义举，给当今社会注入了生命亮色。然而，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像这位妻子一样大义，能够替逝去的亲人行善，去拯救生命、奉献社会。可见，妻子捐献车祸身亡丈夫器官，具有样本意义。

目前，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据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每年约有100万人等着“换肾”，约30万人等着“换肝”，等待心、肺、小肠、脾、胰等其他器官移植的约有20万人，而有幸能顺利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只有1.3万人。另据统计，全国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意外死亡约有10万人，如果具备了一个高效的捐献体系，并采集到一定比例的器官，能很大程度缓解移植用器官紧缺的局面。

可见，妻子捐献车祸身亡丈夫器官，呼唤尽早建立涉驾器官捐献制度，实行申领驾照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问题是 “死无完尸”的魔咒式丧葬意识，长期负面影响着人们对捐献器官造福于生者的大爱观念。通常情况是，人们认为在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与死相关，显得很不吉利，因而放弃登记。再者，亲人遭遇车祸身亡，身体己经面目全非，家人再也不忍心让其身上因捐献残缺更多器官。

再者，相关法规的模糊表述以及可操作性不强，也使现实中本就少量的捐献一次次流产。比如，那些自愿捐献器官的司机，即便在生前完整地填写了捐献意愿登记等法律手续，可一旦遭遇车祸去世后，其家属仍然会阻挠医护人员，致使人体器官因错过最佳摘取时间而丧失功能。问题是，目前没有相关配套法规，能够制约、纠正和惩戒这种阻挠。在美国，只要公民自己有意愿，任何阻挠均视为违法。公民申领驾照时必须签署是否捐献遗体，同意者驾照上会醒目显现。若司机突发车祸抢救无效，医院不需家属同意，可直接摘除其器官。

因此，推行涉驾器官捐献制度，尚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其间至少要迈过观念、法律和管理等三道坎。特别是，参照世界上捐献率较高国家的经验，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落差仍然是巨大的。捐献器官始终是紧缺的公共资源，在获得了器官之后，如何有效地分配利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管理缺位，造成分配不公，势必会挫伤人们器官捐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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