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被“阉割”,该不该围观鼓掌?

被舆论口诛笔伐由冯唐翻译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下架了,舆论像是打了一回胜仗,奔走相告。为什么他们如此兴高彩烈?

文|廖保平

被舆论口诛笔伐由冯唐翻译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下架了,舆论像是打了一回胜仗,奔走相告。为什么他们如此兴高彩烈?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冯唐版本的《飞鸟集》中有着太多“少儿不宜”的词语、描写,出现了“裤裆”“骚”“舌吻”等等字眼。《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莫借“翻译”行“篡改”》,措辞毫不留情地称,“冯唐译版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侧目。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

专栏作家周黎明在《中国日报》上著文《翻译中的欲望》,批评冯唐的翻译破坏了人们的美好印象,“有内涵的独创性作品和只为引人注目的叫嚣间是有鲜明界限的。冯唐越过了这条界线,把宁静的诗句曲解成了粗俗下流的性暗示。这大大伤害了中国喜爱泰戈尔的读者。”

不过,抱歉的是,我没有感到被伤害。我想,站在道德上评论作家或作品,是相当容易的事,我很怀疑那些开口就骂的人是否买了一本冯唐翻译版《飞鸟集》认真读了再下结论。

我承认,我也没有买一本冯唐翻译版《飞鸟集》认真来读,所以,我不敢说这个版本是好是坏。但是就我看到的几段冯唐译的和郑振铎译的文字,以我一个非著名诗人的眼光看来,我认为冯唐译的更好,我个人更加喜欢:

原诗: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振铎译: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他变小了

小如一首歌

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唐译: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原诗: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郑振铎译:

有一次,我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

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爱的

冯唐译:

做梦时我们距离非常遥远

醒来时我们在彼此的视野里取暖

仅就这两段译诗而言,我个人赞同李银河的观点: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从两个译本的美学价值看,由于冯唐本身是个风格强烈的诗人,但其风格与泰戈尔风格距离较大,所以他的译本元气充沛,只是或许与泰戈尔的风格有些差异而已。郑振铎的译本看上去更忠实原著,可惜他诗意稍逊,所以在译本的诗意和美感上跟冯唐比差距还是蛮大的。

目前,《飞鸟集》的中文译本很多,至少有郑振铎、陆晋德、吴岩、徐翰林、白开元、卓如真等译本,其中最早最著名的译本公认为出自郑振铎。郑振铎的译本我读过,应该是比较忠实泰戈尔原著。但是说实话,我读郑振铎的译本觉得太平白无奇,或许它只适合于高中生读,而不适合像我这样长期读诗写诗、对诗歌有比较刁钻要求的人,这是不是因为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没有办法理解泰戈尔诗中更为深厚的生命体验?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冯唐的翻译,虽然说冯唐的译作充满了内心的肿胀及外泄的荷尔蒙,道学家读了要脸红。可我们不要忘记了,《飞鸟集》所写最为核心的是爱,翻译者因对爱的不同理解,可能译出不同的体会来,有的人可能体会的是暴雨初停的清新,有的人可能体会到的就是充满荷尔蒙的味道。

在翻译上要讲究“信、达、雅”,这三者之间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信”是最基本的,目前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怀疑冯唐翻译的“信”,更多的是质疑他的“雅”,认为他的翻译有“低俗不雅的句子”。可是,何谓“雅”,怎么“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冯唐的回应:“你说我俗,唐诗里的诗歌就不俗吗?雅俗,只是一个词汇而已。一部翻译作品是否存在译者的烙印,这是读者自己的体悟,我不可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我认为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这是不是长期以来,与我们对于诗歌的偏见有关,认为诗歌就应该是纯洁干净美好的,而不知诗歌也可以很肮脏龌龊残酷充满荷尔蒙。

翻译当然最好是接近原著风格,但这也只是业界公论,非铁定法则。除非泰戈尔本人来翻译,每一个人都无法替代泰戈尔,每个人都只是译出自己理解的“泰戈尔风格”,不能说冯唐译得不像郑振铎,就“亵渎泰戈尔”——泰戈尔这么容易被亵渎吗?

冯唐的译本并非只有弹而无赞,也有一部分人如前面提到,李银河给予冯唐的译本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可是,这样的声音基本上被淹没了,很多人在落井下石中获得极大的快感——你看,这个不懂诗的家伙被我们踩死了。当然,也许冯唐一直以来的张狂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惯了,现在集中力量报大仇的时候,岂能轻易放过?

从冯唐翻译版《飞鸟集》下架的前前后后看,并非来自权力部门的命令,而是出版社主动召回,理由是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极大争议,出版社决定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冯唐的手术做得不干净,需要拖回去补一刀。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版社的炒作手法,如果是这样,我们都中招了,包括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们做免费的宣传,我会非常讨厌这种做法;如果不是这样,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开端。过去,我们知道有一种力量可以对出版物进行生杀予夺,听其所便,现在则变成了,舆论的态度和专家的投票成了对出版物进行生杀予夺的力量。

更为糟糕的是,好多人对这种做法举双手赞成,他们都以为自己要成为文学法庭上的法官,却不知道,今天他是别人的审判法官,明天别人就是他的审判法官。明天他想自由地写点什么,想自由地出版点什么,得看舆论的态度和专家的投票认不认可。舆论的态度和专家的投票同样可以杀死言论和出版自由。

在正常的情况下,再粗鄙、空洞的作品都可以出版,至于能不能名利双收,则需要市场去检验,舆论本是市场人一种反应,它能决定出版物的销售多寡,而不应该成为文学出版的审判法官。当我们围观一个作家被“阉割”并点赞时,也做好有一天自己被“阉割”并被别人点赞的准备。

(本文原载无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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