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者曾宇：音乐人如何经营一家公司？

曾为周迅制作了《夏天》和《偶遇》两张获奖专辑的金牌制作人曾宇，现在的身份是飞行者唱片总裁。由于行业惨淡，2006年，曾宇和哥们黄少峰组成的制作人组合“火星电台”走入低谷，曾宇选择从音乐人的身份转型，创业做唱片公司。这些年来，他游走于音乐与商业之间，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之间“互相博弈”又“互相成就”的关系？

曾宇说：“也许这就是双子座的命运，永远要同时做两件不太相干的事情。”作为一名成功的音乐人，曾宇不仅要做出满意的作品，还要经营好一家公司，难度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飞行者背后的资本非常认可曾宇，也没有要通过“飞行者”赚快钱的想法。今年以来，飞行者在业务上尝试着更加商业化方向转型。前不久，曾宇宣布投资国内知名电子摇滚乐队——Nova Heart主唱冯海宁建立的非刻音乐（Fake Music），除了带外国音乐人来国内演出，未来非刻还会签约更多具有相似气质的音乐人。

做着艺人经纪、现场演出、音乐营销和音乐教育，只要和音乐有关，飞行者就一个都不落下。但精力毕竟有限，能否把每一个板块的事情都做好？也是曾宇及他所带领的飞行者音乐团队面临的一大挑战。

飞行者如何互联网转型？曾宇的回答是：“我们希望把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学校、制作、艺人、商业、客户等每一个单独的模块都串连起来，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个大的整合出口。”

最近，曾宇与中国音乐财经分享了飞行者的模式和转型思考：

音乐营销：做定制化服务

红牛每年都会在音乐营销上投入很多资金，首先我们需要跟红牛沟通好全年的活动要深入到什么领域，然后给出提案。像今年我们就制定了校园、夜店、Livehouse、音乐节四个项目。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红牛颠覆音乐节的大专场，年底也会有。定制方案中每个传播渠道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但都是音乐产品，这种很多活动拼在一起为一个客户服务的项目就是定制型项目。

去年红牛做了大概50场Livehouse的线下巡演,不久前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直播，就是在全国选出大约50支乐队，然后在网上发起投票，最后选拔出来的音乐人我们会在全国给他们做Livehouse巡演，这样红牛的品牌也跟着就落地了。通过这样的线下活动，品牌可以得到一次较好的推广，用户因为品牌支持了他们喜爱的音乐，也认同了品牌本身，就是一种范儿的认可。而且红牛也不会要求必须把自己的LOGO放在什么位置上，红牛支持音乐有9年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共同需求的结果。

可能现在对客户做定制型活动的公司还不多，大多都是自己先做一个活动，然后去招商，演唱会也好，音乐节也好，都是想好怎么做再去招商，寻找客户，这样的结果往往不看最后是否符合客户的基调或需求。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先有客户，先为他们做相应的活动，然后再协调中间的工作，我觉得这种效果更好些。

弱化“总经纪人”身份

在未来我更倾向于对乐队用工作室的形式来运作。公司提供资源、提供脑力，但更多的是让乐队自己来思考，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公司的发展速度往往跟不上艺人的速度，出现突发事件，艺人自己发一条微博有时比公司做一套事的力量和效果还要大。

传统艺人会有一种心态，就是签了公司就踏实了，除了写歌、排练、演出就什么也不用管，只要呈现最好的演出就可以。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竞争更加激烈，这是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如果继续期待有特别专业的团队来带自己，就没有那些独立艺人有竞争力，像李志和程璧，他们就很成功。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是最想要的，所以很多事能自己做就最好。

传统公司会给艺人一些很定制化和标准化的东西。比如你想发专辑，我们一帮人就坐下来开会出企划。但是未来，我希望公司的资源能把艺人的资源调动起来，双方一起把事情滚起来，希望以后能实现。

原来在公司运作中经纪部门一直是主导，由它来规划乐队的巡演、谈演出。现在我想把这个权力打散，给每个乐队配齐助理，然后再根据不同乐队的能力和需求去分配资源。如果乐队有自己的资源，也有能力去做，那我不会阻碍你，尽情地去发挥，就像我们现在和布衣的合作。布衣很有名，还有一个不错的助理，我们就对他们放得很松，不会去卡。未来你需要投入，需要做市场，这些我都给。

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把“总经纪人”的身份弱化，把这个权利打散；其次鼓励乐队做工作室，让他们有自己的团队。有的乐队有这个能力，我们就管理得宽泛点；有的乐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给提供更多意见，把管理范围收得小一点。

音乐学校：年轻人为兴趣而来

2011年的时候决定做一个学校。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产业链，它最终会和其他业务挂在一起，只是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是时间点还没到，但我们必须在之前就开始做，要打下基础。我内心一直有种期待，如果你喜欢音乐，想进入这个行业或者已经在行业里，总要有能够支撑你的东西或者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这些关于音乐的东西都在一个系统里。

飞行者的音乐学校跟迷笛不大一样，迷笛已经成为大家心中的一个品牌，是摇滚乐的指南。对飞行者来说范围会更宽一点，氛围会轻松。感觉就是在城市里有一个不太大但很轻松的地方，你可以放了学或者下了班来练会儿，你要是有团队，也可以在这排练。

目前，学校培养的人来自几方面：一部分是白领，他们对音乐感兴趣，来学个吉他，学个编曲，经常有做编程的人来学编曲，学得还挺快；还有一部分是来学唱歌的，我们有几个教唱的老师很不错，加上现在选秀节目比较火，来的人挺多；最后就是一些要出国的小孩，为了去伯克利那种学校，他们在学习方面很强，但其他东西相对弱些，我们就给他们上上乐理等方面的音乐课程。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玩音乐，纯粹是为了兴趣，而不只是来学一门学问或者去应试，但要想实现还是有一定差距，我们还在慢慢培养氛围。鼓励大家能好好玩音乐、玩乐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将来我们也会做线上教程，让更多有兴趣的人加入。

对话曾宇：整合各大板块，以互联网为出口

中国音乐财经：当初作为音乐制作人已经非常有成绩，是什么原因想要做飞行者这个厂牌？

曾宇：我本身是学电影录音的，跟黄少峰是同学，我们俩有一个组合叫火星电台。2000年左右宋柯带我们进入了音乐行业。在华纳我们做音乐得了很多奖，被叫做“金牌制作人”什么的。

那时候一张专辑的制作费很高，有几十万，我们的成绩也还可以，算是看到了一些传统唱片业辉煌的尾巴。但是到了2004、2005年的时候唱片业开始下滑，专辑制作费降低，接到的工作也少了。

当时我就想：你要去哪，你要干什么。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就做个厂牌吧，小厂牌。国内没多少唱片公司，而我本身是音乐人，还玩乐队，就决定做了。至于怎么做，收入怎么样，能不能成功都没想，就觉得坚持做总会有结果。当时投了几十万，都是之前的积蓄，然后拉着钟声，就开了飞行者公司。

正赶上有个乐队挑战赛，我们做评委，听完觉得这些新人还挺好的，最后我们签了反光镜、咖啡因，还有自己的乐队糖果枪。很多前辈都支持我们，帮了很多忙，公司就这么开起来了。

中国音乐财经：飞行者都遇到了哪些困难？毕竟是在音乐行业寒冬时期诞生的厂牌？

曾宇：签了乐队我们就开始做演出、发专辑。有了演出就开始有一些收入。那会儿钟声负责宣传，各大门户网站的摇滚版块里都有我们的新闻，时间长了在圈子里也有了一点小名气，那时候的厂牌也不多。

公司成立两年后我们总算没再往里投入，4、5个人就把这些事全都干了，没有太多成本，就一点一点做，反正都是一腔热血。

中国音乐财经：飞行者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哪里？

曾宇：2009年我们有个机会接触音乐节，当时是奥体做了一个大的啤酒节，他们需要内容，我们就进去了。自己也投了一些钱，虽然赔了不少，好在获得很多经验。那两年正好是音乐节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做过迷笛的执行、张北的执行，整个团队都是前线作战，做活动执行，因为接了很多项目，收入也开始好起来了。

从2010年我们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叫“世界城市音乐节”，到2013年我们一共做了4年，但后来没能坚持下去。

中国音乐财经：这么多年在音乐行业打拼，您觉得飞行者的优势在哪里？

曾宇：我可能特别了解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我知道他们的需求，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而且我了解艺人、了解幕后的人、了解参与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的想法大概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些东西后，很多合作都好谈，有时候这些都不是钱的事，而如果不是钱的事那就会有门槛，不是有钱就能做。我们现在给艺人提供平台和服务，给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都会专注于他们的需求点。

中国音乐财经：在互联网时代，飞行者有没有借力或者适应这种变化的思路？

曾宇：关于飞行者的转型我们制定了一套相对清晰的思路，就是向互联网转型的一个方式，然后也为此对接了一些资本，有一套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现在所谓的转型，是希望把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学校、制作、艺人、商业、客户等每一个单独的模块都串连起来，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个大的整合出口，然后它是商业的，能够满足音乐人和喜爱音乐的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