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刘晓庆逃亡香港96小时惊魂记

1983年6月，是我的高一暑假，在学校阅览室的《文汇》月刊上看到了当时最红的女演员刘晓庆所写的自传《我的路》，那一期《文汇》月刊发行了30万册，依然供不应求。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多年以后，很多人记住的是这位天蝎座的巨星在自传里的这句话，可我记住的是刘晓庆在自传里所描述的自己的人生。

出生在涪陵的她，少女时代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扬琴和钢琴，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到农村种地，之后考进县宣传队，被襄渝铁路宣传队借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最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电影《南海长城》。

刘晓庆来到北京不久，文革结束，她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个人的努力加上时代的机遇造就了她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演员中的风云人物和代表人物。《我的路》书写的就不再是刘晓庆自己一个人的路，而是当时不少中国人的心路历程，书中有她的从艺经历，也讲述了婚姻破裂的过程，她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她对婚姻的自主选择，她对荣誉的理解，她对流言的理解，在《我的路》里锋芒毕露而又袒露胸怀，她发出的“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的豪言让无数人佩服，又招致不少人攻击。虽然那是我只是个高中生，她的特立独行立刻被我奉为”英雄“。记得《我的路》出来之后，很多的报纸组织文章围攻刘晓庆，说她的自传宣扬的是”个人主义“，并展开了大讨论，15岁的我，投书《中国青年报》，为四川老乡刘晓庆辩护和助威。那时候，根本没想到我会在2004年的银川见到她，这已经是21年过去了。

《我的路》作为个人的文本，以及时代的文本，都有着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那时候看过多少刘晓庆的电影，我没有做过统计，可是我可以不需要通过百度就能一口气说出来我看过的她的电影，《婚礼》《瞧这一家子》《小花》《神秘的大佛》《潜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心灵深处》《原野》《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北国红豆》《芙蓉镇》《春桃》《三宝闹深圳》《无情的情人》《一代妖后》《大太监李莲英》《大清炮队》《红楼梦》（6部），她帮助姜文筹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多年以后她出演的第六代导演的影片《春花开》，这些影片给她带来三次百花影后，一次金鸡影后，一次百花奖最佳配角奖，一次百花奖特别奖。各种报刊展开的最喜欢的演员评选中，刘晓庆总是第一名。

1981年，刘晓庆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这个奖后来分为女配角奖和男配角奖，所以刘晓庆的这个奖是史无前例的。她主演的另外两部电影《小花》《婚礼》在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观众投票中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如果只有一部参加投票，也许她就同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跌入低谷，刘晓庆出演的大部分都是电视剧，她自己也“下海”经商，开影视文化公司，投资房地产，开化妆品公司、拍卖书稿等，她的名字甚至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加上她的恋爱、婚姻的各种风波，人到中年的她依然是影视界的话题人物。

1995年，在电视剧《武则天》里，刘晓庆从16岁一直演到83岁，她也成为电视观众追逐的明星。之后，她还先后四次出演《武则天》。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恰如其分。2002年6月20日，刘晓庆因公司偷税漏税被刑事拘留，从万众瞩目的明星到秦城囚徒。刘晓庆在秦城被关押了整整422天。

在高墙里的日子，刘晓庆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了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并下定决心东山再起。她的自信坦荡，也是她在秦城的422天中坚持和隐忍的精神支柱。在狱中，她最难忘的是收到影迷写给她的信：“在英国萨伦港的国家船舶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样一艘船——它下水以来，在大西洋上遭遇了138次冰山，116次触礁， 27次被风暴折断桅杆，13次起火，但是，它一直没有沉没。”刘晓庆认为自己就是那艘船。

2003年8月17日，刘晓庆通过姜文帮助保释出狱，经历过反思，刘晓庆决定从头再来。出狱后，她前往浙江横店，开始了“横漂”生涯，真正成为了一名路人甲，从群众演员开始回归巨星之路。

2004年9月19日，刘晓庆出现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给葛优颁发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葛优和刘晓庆的渊源要追溯到《小花》，刘晓庆跟葛优的父亲葛存壮一起出演了这部影片。这是刘晓庆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晓庆姐，那一个时刻，我在台下深深的为她感动。她给葛优颁发奖杯之后，摸了摸葛优的光头，我觉得我懂得了她。

刘晓庆，从头再来。

经刘晓庆授权，《青年电影手册》独家摘登刘晓庆最新出版的《人生不怕从头再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精彩内容。

这一段讲述了她曾经在南昌演出的时候，试图经香港逃往法国的惊魂96小时，“仓皇逃窜”的她在深圳码头出关时被拦下。

困兽犹斗

飞往南昌。

除了在飞机上，我一直疯狂地打电话。

翻遍电话本，向每一个我的朋友或是我认为有能力有本事哪怕是一面之交的人求援。

好多人答应帮忙去问问，但一听说这么大的来头都表示没有办法。再打过去，就不接电话了。

我很理解。

与此同时，我的几乎每一个朋友及所有生意往来都受到了牵连，有些公司7年的账本全被有关部门抱走，有好些人因为我的案子被传唤到不知什么地方，隔离审查。

专案组力度之强大犹如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般压下来。感觉不仅是要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要把我身边的“可疑人员”一网打尽。

大家都给镇住了。谁都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阵势。我惶惶不可终日。

到了南昌，站在舞台边上，我还在不停地打电话。

舞台是临时搭的，在一个宽阔的有点儿像仓库的房子中央，四周都坐满了观众。看见李湘坐在台口，她是晚会的主持人。我被人群团团围住，在裹挟中挣扎着到了侧幕，和李湘互相点头微笑 ，打了个招呼。

很多人冲上来要我签名，都被挡开了。我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台上，思绪乱成一团。现在有谁能救我，救我的公司？

过去为什么不去抱一个“大腿”呢？现在就可以找他啊。或许我抱了一个大腿，什么麻烦都不会找上门了。

我苦笑了一下。这就是个性决定命运吧。

该我表演了。前面的节目是几个穿得很少的年轻女孩在没有章法地乱舞。

突然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

所有人齐声尖叫。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心如止水。说是“静静地”，还不如说是“木然地”来得恰当。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黑暗算什么？过去，我随北影剧团去工厂慰问，前后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笑说我“喝凉水都塞牙”。现在的情景，不正是这样吗？人一倒霉就会倒到底。

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部门在查我们，怎么会发展到抓人这一步，始作俑者又是谁呢？

整个一个“蒙叉叉”……

脑袋瓜子都快想烂了，还是一团乱麻。

灯亮了。该我上场了。

音乐响起，我忘情地歌舞。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登台，也许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像这样为大家表演了……

强烈的追光从我脸上划过，突然点醒了梦中人！

刚一下台，穿过崇拜欢迎高喊着我名字的人群，拎起裙摆就向场外奔跑。

我一把拉住阿峰的手：“我要给F打电话！我坚信他是发起者，我得罪过他！我要向他示弱，让他高抬贵手，放了靖军，放了我们！”

飞快回到房间，迅速关上门，强迫自己冷静了几秒钟。

把气息调匀，给F拨电话。

“喂，哪位？”

“我是刘晓庆。”我的声音清晰、平静。

“……”电话那边停了片刻，F问：“什么事？”

“靖军被拘留了。是你干的吧？”我问他。同时听到那边“咔嗒”一声，凭我的直觉我相信是开了录音。

“刘晓庆，你完蛋了！你偷税漏税，你不是拍《火烧阿房宫》吗？不是拍《火凤凰》吗？你就烧死吧！还拍《洛神》，你这个神话从此落了，再也起不来了！”

听完了他充满怨毒的诅咒，我说：“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我会感谢你的。”

“晚了！现在谁也帮不了你了！你怎么早不来找我呢？你还是狂，还是傲，你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轻轻挂了电话。是。我是晚了。他说得对。

这些年，我确实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不仅戏演得好，经商也是天才，尤其是经营文化公司结合自己的本行，更是如鱼得水，确实不知道天高地厚，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舍我其谁？认为自己的企业已成气候，“撼山易，撼刘氏企业难”，没有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才酿成今日之大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阿峰从门外进来。他说走道里有好些人，可能是监视我们的便衣。

不会吧？我猜测应该是负责我安全的当地保安。去每个地方参加活动不都是这样吗？

阿峰说：“不像。相信我的直觉。”

我立刻站起来：“那我们得尽快离开！连夜坐火车去深圳，正好可以赶上明天的飞机。”

我给主办单位打电话，请他们查火车时刻表，要最快发车的那一班火车。

查到了，有凌晨3点的火车，路过南昌，终点站是深圳。

“请马上买票。软卧车厢。把4个床位都买下来，不想有人打扰。我们现在就出发。”

赶快收拾东西。

我带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是我去国外的一些必需品。把衣服、化妆品胡乱扔进箱子里，扣上箱盖提起来就往外走。

过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阿峰，阿峰指了指楼下。

来到大厅，主办方赶忙出来欢送我。沙发上好几个人，三三两两的，或在谈话，或看报纸，没有人理睬我们。

出了大厅坐上车，扬长而去。脑海中只闪过一个念头：怎么这个地方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有许多观众围观呢？

至少我们大呼小叫地在那里告别，这么大动静条件反射也得回头瞅一眼吧？

哦，可能是时间太晚了都困了吧。

东张西望地进了软卧包厢，除了列车员没有看见别人。看来是我们多虑了，杯弓蛇影。“扑哧”一下，自己竟然笑了。

主办单位给列车上打了招呼，说是我来坐火车，列车长特别热情，到车厢里来和我们聊天。东南西北地扯了一通，我不经意地问道：“这个站除了我们没有上别的旅客吧？”

“有啊！”列车长回答，“隔壁房间上了好几个人，也是去深圳。”

我心里“咚”地一下。

“这么晚还有这么多客人上车啊？平时也这样吗？”我再轻轻地问他。

“平常不这样！就今天客人多！快‘五一’了，都惦记着出去玩儿呢！”

列车长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出去了。

我和阿峰你看我，我看你，愣了好半天。

阿峰站起来，也出去了。

很快他就回来了，轻轻但迅速地把门锁上，压低了嗓门跟我说：“就是跟踪我们的！我听见列车长和列车员在聊天，说我们隔壁的人是北京某执法部门的，出差有什么公务。假装路过时我看了一眼，其中一个人还戴着耳机，一直在和什么人通话。”

原来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肯定从北京就跟上我了！不，在抓靖军之前就跟上我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像傻瓜一样！就是一个大傻瓜！

我是谁呀？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不就是一个拍电影的做了点儿生意吗？

怪不得出酒店时门外没见到围观的人。都让他们清场了！

怪不得在大厅没有一个人回头瞟一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要干什么！

那些三三两两谈事看报纸的都是便衣，我说呢，大明星刘晓庆下楼，主办单位的人热情洋溢出门送我说话那么大声，我花枝招展前呼后拥的，高跟鞋还“咯咯”乱响，当地人怎么也要看上一眼嘛，那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抬头，这首先就不自然。到底不是干演员的，碰到我这位表演专家火眼金睛随便一扫就露馅儿了。只不过我当时只顾着仓皇逃跑，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疑点罢了。

嗨，都这模样了自己还提劲呢。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一定得摆脱跟踪！得换一种交通工具！

我们两个小老百姓鼻子碰鼻子，紧张地研究起方案来。两个完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臭皮匠”居然要和强大的机关抗衡，真是太自不量力了。可是我们想不了那么多，反正都是死，困兽犹斗，拼了！

我决定从武昌下车。可以叫朱静来火车站接我们。朱静，是武汉电视台的著名制作人、编辑、主持人，是我多年的朋友。然后，我从武汉再乘飞机去深圳，这些人就跟不上了！

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可是我一点儿睡意都没有。看着车厢顶，就这么干耗着，等待天亮。

天终于亮了。

给朱静打了电话，说我路过武汉，请她来火车站接我们。

朱静特别高兴，说她这几天正好没事，可以好好陪陪我。

怕隔壁听见，我故意朝向窗户，压低了自己的嗓音。

挂断电话，我用唇语问阿峰：“隔壁听不见吧？”

“应该听不见吧？”阿峰也没有把握。

肯定听不见。他们又不是孙悟空，我就不信他们有顺风耳千里眼！

阿峰点了一下头。希望吧。

自作聪明的我怎么会想到，他们就是有顺风耳千里眼！车厢里早就安上了监视器，我们的一切都被一览无余！

列车终于缓缓地驶进车站了。我们站起来，准备下车。

列车员来换票，送我们。我问列车员，声音小小的：“隔壁也下车吗？”

列车员看了看，点了点头：“是啊！”

我们站在车门前面，他们站在车门后面，我扭头看向他们，他们看往别处，全都装傻充愣。多可笑的画面啊！

下了车按照预定的计划，我们来到了车站大厅。他们也来到了大厅。

我假装看大厅里的列车时刻表，那几个人戴着耳机就是不看列车时刻表和我。

走到一个服务员身边，我悄悄告诉她我是刘晓庆，现在被记者跟踪，问有没有别的特殊通道可以出站。

服务员先看了看我，很快流露认出来了恍然大悟的欣喜表情，又看了看那边的人，轻声说：“跟我来。”

阿峰提着大箱子，我穿着高跟鞋，紧跟着那位服务员，突然加快脚步。

我们上了二楼，拐一个弯，来到了贵宾室门口，看都没敢往后看一眼，也不知道他们跟上来了没有。

进了贵宾室，我告诉服务员把门锁上，别让那些记者进来！

服务员答应了一声就去锁门。

我忙问她从哪里下楼出站，她指了指旁边。我一边忙不迭地谢她，一边跟着把大箱子扛在肩上的阿峰冲出门口，下到一楼，混在出站的人群中来到大街上，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把箱子甩在后座跳进车里。车轮转动，离开了火车站，这口气才算是喘了过来。

“师傅，请把我们送到订机票的地方。”我说。

“订机票？有的！”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我给朱静拨了电话，告诉她不要来车站了，我们在××地方碰头。我把电话交给司机，让他和她讲清楚是哪里。

回头看了看后面，没有什么可疑车辆跟上来。阿峰也回头看，我向他摇了摇头。

“订机票得说名字吧？”我突然想起来。

“是呀，这是必须的。”阿峰也醒悟过来。

“名字再加上身份证号码，不就是我本人吗？”

“……”

我的心又提到了半空中。

“不过这个售票处那么小，也许还没有那么发达吧。”我又自己安慰自己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

现在只有寄希望深圳去香港的码头电脑黑名单里，还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了。

靖军刚刚被抓我就跑了，动作够神速的，有关部门应该不会真的对我下手，发通缉令，封锁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海关吧？

下了出租车，阿峰去买机票，我等朱静。

从箱子里拿出洗面奶躲在垃圾桶后面卸妆，登台唱歌的妆容有些太浓了。路过的人一定以为我是一只刚下班的“鸡”。

谁会想到这个衣冠不整、神情憔悴、满脸油污的“三花脸”就是当代的大明星呢？

朱静来了，兴高采烈。阿峰也出来了。我们上了朱静的车。

我陪朱静坐在前排。相比朱静的容光焕发，更加显得我“花容惨淡”。

“怎么你们显得这么疲倦啊？”她诧异地问。

我转头看了看阿峰，他也不大像人样。

“哦，我们昨晚在火车上没睡好。”我胡乱说着。不能告诉她真话，不能连累她。况且，也说不清。

朱静立刻就相信了。唉，善良的人就是这样不设防，容易轻信别人。她怎么能够想得到坐在她车上的我现在是一个正在潜逃的惊天大案的首犯呢？

在车上我仍然一个劲儿地打电话，通知我在深圳的朋友我几点的飞机、什么航班、几点到达，仔细和朋友商量如何出关去香港最快最近。

最后终于商量妥当了。到深圳后直接去机场码头，从那里坐船去香港只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会把船票提前买好，头等舱。大家都要到深圳机场接我。

我连说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对方坚持说我好久没有来深圳了，一定都要来接。

在我口干舌燥说了无数遍不用太麻烦了之后，对方终于答应做工作尽力控制来机场的人数。

“越少越好！” 放下电话，我疲惫地靠在椅背上，下意识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朱静转头看我。我马上堆起笑容。

联想到我在南昌舞台边，候场时挤出来的笑容，这就是典型的“面具表情”吧？

朱静一直在跟我热火朝天地聊天。当时聊了些什么，说实话我到现在一个字也不记得，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来的“闯关”。我能出得去吗？出去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肯定会好想念好想念中国。我终于要长期旅居国外了。可我是多么地不情愿，多么地无奈啊。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立刻湿了。

曾经诀别

飞机起飞了。飞往深圳。我计划从深圳坐船去香港出关，目的地法国。

流亡的中国影后。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一个月50元工资时我没有改国籍，去美国法国办个人影展我没有改国籍，我的自传《我的路》挨批判我没有改国籍，我们这一代明星几乎都出国发展了……我一直留在中国。可是现在，我正在逃往国外。

我的祖国，不要我了。他们……他们……他们非要把我当成罪犯。把我变成人民的敌人。

他们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把我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我不是罪犯。我真的不是敌人！我没有犯法！

无尽的酸楚。这种心如刀绞的滋味，有谁尝过？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辈都是川东地下党的重要成员，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江姐等人物原型的上级，是开国元勋。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得活着。

只有活着，才能救全家，才能洗雪自己的冤屈，还我的清白。

想起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大街上排队舞动红绸，欢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个政变后流亡的元首。

5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度，重新担任了一把手。

可是，我这么仓皇出逃，祖国，我最亲爱的中国，还会让我回来吗？

…………

飞机穿过云层，在高空飞行。

倦极了的我，终于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也顾不上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跟踪我的人。已经在飞机上了，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会到达深圳码头，难不成他们会在我出关的时候，伸开双臂拦着大喊一声“不许出去”吗？

可笑。花这么大力气对付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赤手空拳的女人，太没有风范了。杀鸡还用得上原子弹吗？

我做了一个梦。恍惚中我到了法国。靖军也来了，晓红也来了，可是阿峰呢？阿峰怎么没来？

睁开眼睛一看，旁边的阿峰满脸都是泪水。他在哭！而且哭得特别伤心！

他紧紧地抱住我，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他的泪水。

他是在和我告别。

是啊，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来了，这辈子说不定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拼了一条命送我去那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

此情此景，怎么会不叫人痛断肝肠呢？这就是生离死别啊。

我也紧紧地抱住他，心里说：“阿峰，你的情义我不会忘记的。”

毕竟我们两人才好了一年多，相互之间也没有过任何承诺，他对我没有责任，他和这个案子也没有任何瓜葛。他还年轻，才刚刚四十岁，他应该、也可以有更好的前程，拥有安宁幸福的家庭。

我离开了，他才会一天天好起来，而我将一天天烂下去。怎么可以拖累他呢？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抚摸他的头发。

这一幕景象直到现在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阿峰坐在我的右边，空中小姐送餐来了，我们谁也没有吃东西，只看见他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不停地滴在小桌板上、餐盒上、衣服上、我的脸上、身上……

这些画面已经刻在我心中，成为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章。

刚出深圳机场，猛抬头，一群朋友捧着大束大束的鲜花在门口“严阵以待”。

乍一看我竟然吓得倒退了一步。

唉，做贼心虚啊。

“不是说好的不要来接机吗？”我嗔怪地看了朋友一眼。

“嘿嘿嘿，大家都热爱你嘛。本来还要多！都被我拦回去了！”朋友说。

我只能无语……

热闹地寒暄、叙旧，我被前呼后拥着坐进了他们的汽车。执意请大家回去，有几位朋友坚持要送我到码头关卡，实在推不掉只好同意了。

领头的朋友叫李治平，是我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战友，现在深圳工作，著名的摄影家，同时也被我誉为“社会活动家”。他说码头那边全都打好招呼了，船票也已经买好了，正等着我过去呢，都不下班了。

还有一位朋友就在深圳机场工作，那天他当班，正好可以接我。

另外一位过去没有见过，是一位企业家，接机用的就是他的车，大家还开玩笑说“真是太荣幸了，老板亲自开车”。

机场离码头很近，十来分钟就到了。

一到码头，负责人就迎了上来，看见真的是我，整个海关都轰动了。

压抑着汹涌澎湃的紧张，我满面春风地和大家打招呼。

负责人把我们请进了贵宾厅，工作人员给我们倒茶，请我先在这里坐一会儿，他替我把手续办好，把行李送上船，快开船时来叫我。这样的话，我一上去就可以开船，40分钟到达香港。

我问他船几点开，他说7点整。还有20分钟。

一大群工作人员都进来为我服务，有几个干脆说来看明星，我连声对负责人说谢谢谢谢。

负责人说：“谢什么？你坐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荣幸。要不要吃些水果？”

我忙说：“不用了，快上船了。谢谢你啊。”

负责人向我要证件，我把护照、法国身份证、机票都给了他。他再次请我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向服务员要。我再次起身说谢谢。于是他拎着我的大箱子出去了。

我们喝茶，继续聊天。

朋友说：“怎么每次来都这么急，请你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满面笑容地说：“等我回来，一定！一起吃顿饭。”

我看看表，10分钟过去了。

心跳开始加速了。

“喝茶喝茶！”我对大家说。我们又接着天南地北地侃。

再看看表，又是5分钟过去了。我和阿峰对看了一眼。

又过了几分钟。

一位朋友问：“都弄好了吧？”

李治平说：“放心，刘小姐不上去，船是不会开的。”

大家都说对对对。

7点整。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问大家：“船不会已经开了吧？”

一位朋友说去看看。一会儿，他笑容满面地回来了。说船没开，快开了，看见我的箱子在船舱我的座位前面放得好好的。

我站起来说：“那我们就上船去吧？”

朋友们说：“不急不急，证件船票还没有拿来呢，放心，他会来叫我们的。”

我坐了下来。呼吸开始不均。

静默了片刻。再看看表，又过去了10分钟！7点10分了！

我又问：“船经常晚点吗？”

机场朋友说：“不晚点啊，不过，特殊情况除外吧。”

心在太阳穴怦怦跳动，我感觉头晕脑涨。

看看四周，屋子里一直川流不息的工作人员一个都不见了。现在大约是7点30分了吧？“要不去找个人问问？”有朋友说。

我赶紧说：“算了，他们会来的。”

“这个码头，工作效率真是太低了！下次不坐他的船。”一个朋友发牢骚。

“写篇稿子登在报纸上，或是向机场领导反映。”李治平大声地说。

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干脆都不说话了。

有人肚子咕咕叫，已经8点多了。

一个朋友用手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约了人8点吃饭，现在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了，在电话里他使劲道歉，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

9点了！

一个朋友出去看了看，回来说“船已经开了！怎么搞的？”

另一个朋友站起来：“找个人问问？”

“一个人也没看到。刘小姐的箱子已经拿回来了，放在大厅。”

我的头都快裂开了。相信此时的我一定是脸红筋胀，像个关公。我没敢看阿峰，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明白我是出不去了。

也好。就留在中国。和靖军晓红一起承担。脑袋掉了不过也就是碗大个疤吗？

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吐出一口长气，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我相信朋友们也发觉这次有点儿不对劲。他们肯定很后悔今天来接我。

又过了好久。有人来了。

来的是码头工作人员。这个人刚才好像进来过。曾经挂满笑容的脸现在十分严肃，他要我的所有朋友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他，并且告诉我们只能在这里待着，不要出去。也出不去了。

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正在和北京交涉，等有关单位回话。然后就拿着身份证走了。

大家只有坐下来，面面相觑。互相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屋子里特别安静。静得我都听得见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这一段时间是那么那么地长，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过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除了我和阿峰，朋友们都挺直身体伸长脖子往外看。

工作人员拿了好多盒饭过来，一一放在桌子上。“先吃饭吧！”然后就出去了。

大家都不说话。几秒钟后李治平对着门外说：“谢谢啊！”

“X总今天最亏了，自告奋勇来接机，耽误了请客，还饿了一顿，鱼翅燕窝多好吃啊，跑来吃这个便当。”李治平一边吃一边说。

X总大口地吃着盒饭，也没有说“没关系”“我不饿”什么的，大概是肠子都悔青了，也饿得受不了了。

我歉意地看了X总一眼。心里想你不来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可是这些热情善良的朋友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我象征性地吃了两口。本来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但完全不动筷子太暴露心里的秘密了，所以还得划拉两下。

这顿盒饭，恐怕也是码头上请的吧？他们今天也够倒霉的了，耗了这么长时间下不了班不说，还得破费给我们买盒饭，我们好几个人呢！

吃完盒饭，又等了好久好久，那个负责人来了。一进门他就一迭声地说：“刘小姐，对不起，你不可以出关！”

一个朋友问：“为什么？”

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清楚。问北京方面，他们答复说，刘小姐自己知道。”

我一下子站起来。知道？知道什么？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有关部门向我说过任何正式语言。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对我这样？连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问。靖军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都看着我。

但是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的表情也很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皮变得这么厚。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吧？

我问他：“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声音非常平静。

“当然可以。刘小姐的箱子我们会送到车上。”然后他把所有的证件都还给我和大家。

我和阿峰交流了一下目光。我们精心策划的出逃计划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

完整故事，请阅读刘晓庆最新自传《人生不怕从头再来》（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