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平台争论的言论自由问题

虎嗅的微博账号被新浪微博封停之后，引来很多议论。虎嗅旁征博引，从美国最高法院的条款到伊斯兰教义，再到《言论的边界》，论述新浪微博侵犯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新浪与虎嗅之间，而是广泛的存在与个体与平台之间。

对此，新浪微博CEO王高飞在自己微博中表示：“微博是.com不是.org，所以注册微博用户和我们之间签署用户协议，不认同协议的我们不提供服务；微博也是社区，站方更像一个物业，社区整体的利益高于某个房客的个人利益。如果房客违反了用户协议，我们一般根据严重程度是：1，社区沟通；2，中止合作；3，起诉。所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祝好，不见。”

他继续补充：公司不是公共服务部门，俺们不花纳税人的钱，所以有权利选择自己服务的用户群体，如果用户行为伤害了俺们的员工利益，用户整体利益，多次警告无效的，中止合同，停止提供服务，是俺们的正当权利。

有人从用户协议中找出了相关条款，即“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新浪或微梦公司的权利和/或利益或作出任何不利于新浪或微博公司的行为”。并总结为，即在微博上，新浪利益高于用户的言论自由。

到底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既然谈到自由，不妨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说起，这两个概念是当代自由主义宗师伊赛亚·伯林最著名的思想贡献。消极自由是指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它的含义是：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是自由的，它可以不被强迫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用户做了什么之后，平台就不做”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正是基于企业的消极自由，所以，它是合理的。更简单的说，对于他人说什么，一个网络平台无权干涉，但是，这个平台有不帮助他们进行传播的自由。所以，王高飞的观点，在逻辑上并无问题，新浪有自由、也有权利这么去做。

那么，这意味着“新浪利益高于用户的言论自由”吗？

“高于”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行为，暗示了对用户言论自由的限制意味。

“你可以选择任何可以发表你观点的方式”这个阶段，叫做自由，“我可以帮你传播”这个阶段，叫做契约。两者在时间上是先后关系，在逻辑上是承接的关系，后者并不能时光倒流，因果倒置去干扰前者。可以举一些更明白的例子，比如，你可以去北京，但我不愿意载你去北京；你可以出版你的书，但我这个出版社觉得水平不高，不愿意给你出版。前者叫做自由，而后者叫做不达成契约。既然后者不能干扰前者，那么自由就没有受到侵犯，“高于”两个字自然就不成立。回到这件事上，新浪并没有约束虎嗅发表自己的言论，只是不愿意帮助虎嗅传播其言论而已。所以，“新浪利益高于用户的言论自由”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并不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息控制的关键在于源头，新浪很难也无法形成对信息的控制。信息控制的效果，符合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控制的力度越大，范围越广，则成本越来越高，伴随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是，另一方对立观点的传播效果，单位成本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完全的信息控制变得非常困难，如果仅仅以资本进行这个过程，成本就大到任何企业都无法承受。

更广泛的说，对于舆论市场，媒体间的争锋相对，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媒体的相互批评，并不意味着舆论的水会被搞浑。相反，在媒体的争锋相对中，信息更透明，市场更接近充分竞争的假设，消费者与大众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罗永浩与王自如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争论使市场信息更加透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科技媒体圈，甚至是时政新闻圈，都不需要真理的判断者，自由的思想市场自可完成这一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本身不需要道德。恰好相反，专业主义与坚守事实，赚体面的钱，是一个媒体的信誉之本。媒体批评企业，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