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奚国华

文 / 王云辉

奚国华尚未退休，但他的职业生涯已近终点。

2015年8月，奚国华不再担任中移动董事长、党组书记。至此，他已在中移动呆满1516天，掌舵这艘巨舰也已近3年半。

2012年，前任董事长王建宙卸任后，改任中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职务。沿循同样的轨迹，奚国华在2018年退休前（作者注：根据奚国华香港发言中透露的信息），奚国华会将继续以移动人身份，见证其发展变革，也可能在其他协会或组织任职。

但就中移动而言，已就此作别奚国华时代，奚国华也已能超身而出，淡然旁观。

然而，8月24日，运营商换帅之时，铺天盖地的讨论都是王晓初，却少有人讨论奚国华。

为何？

或许因为，当回眸而望，大家对奚国华的印象都只是“无为而治”，虽然他推动的变革亦不在少，但大多数人却很难确实说出，他有做出大刀阔斧声名显赫的成绩，又如何能评说他之功过？

与奚国华见面不多，相交不深，所知有限，故此文只能称“印象”，或多疏漏，盼业界同仁补充指正。

不作颂德歌功，亦非批判指摘，但求客观，只为通信风云跌宕，三十二载匆匆，总须有文饯行。

【媒体印象】

在通信行业呆了很多年，但第一次与奚国华深度交流，还是在2012年，他掌舵中国移动之后。

彼时，经过王建宙时代的12年高速发展，中移动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看似辉煌的业绩下，诸多后遗症早已成雷区：2G优势不在，3G形势已坏，4G形势晦涩不明，反腐烽火不断，舆论千夫所指，传统业务下滑态势难改，新业务竞争形势更加激烈、严峻。

更重要的是，其时，奚国华年龄已过60岁，业内皆以为，奚至中移动只是便宜之策，为后来者扶上马送一程，完成过渡后，他即会卸任而归。

在当时的专访文中，我以此句定性：“对奚国华来说，这将是一场大考。”

6月20日，上海，奚国华履新后首次在媒体前公开亮相，在持续1个半小时的见面会中，奚国华受到了来自媒体的各种问题轰炸。

甚至，现场的第一个提问就已超出奚国华预料，“今天来之前，他们（谈主注：指中移动的企业宣传部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假想的问题提纲，还告诉我今天的媒体很友好，可是这第一个问题就超出了提纲的范围。”

（谈主注：该问题是：之前有报道称，移动向工信部上报材料，想获得固网运营商的牌照，到什么阶段了？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固网牌照？）

尽管如此，面对所有的敏感问题，奚国华都并未躲闪，未回避，一一诚恳回答，态度谦和，言皆有物。而且即使是没有准备的问题，回应也有完整、合理、清晰的逻辑与表达。

而且，他交流中所说内容，多有数据、趋势判断和工作计划，以事后来看，数据皆无错漏，判断都终得验，而工作凡其所说，皆有践行。

不论业界对奚国华如何评价，至少仅此一点，奚国华就已经赢得一众媒体认可。

毕竟，在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家已经见过太多或夸夸其谈、满嘴火车，或是熟稔太极推手、满口套话的官僚。

在此后与他的数次深入交流中，这一印象一直持续，甚至渐有加分。

以一隅观全局，奚国华能竟其位，绝非幸致。

【移动功过】

在奚国华掌舵中移动3年半，中国移动最让人重要的事，当属TD-LTE建网。

王建宙在卸任前，已为TD-LTE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但奚国华掌舵前，关于TD-LTE是否上，如何上，在业界、在上层的争论还未彻底平息。

据知情人士说，决策层对于此事的定调，是在2011年底至2012年春节之间，而2012年5月，国家发展委副主任张晓强、工信部部长苗圩先后赴杭州视察，最终让TD-LTE发展走上快车道。

其时，虽然通过“三个一”（谈主注：指在现有TD-SCDMA基站上，只需添加一块基板，一根光纤，更换一套系统软件，最快只3小时就可以升级到TD-LTE。），解决了TD-SCDMA与TD-LTE“双手互搏”的顾虑，但发怎样的速度推进TD-LTE，也未有定论。

而在他推动过程中，无论推进节奏还是技术取向，中移动总经理李跃也与他保持着高度一致，协力推进，这也是TD-LTE得以迅速推进的基础。

最终的情况是，我们看到移动4G以超常规的速度，实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迅速形成用户口碑，将最大的危险风险消弥于无形，避免了重蹈3G覆辙。

除了此事之外，敲定苹果合作、成立咪咕公司、成立创投公司等，也都是在他掌舵期间完成。

当然，这些事关企业命运的战略必然是集体决策，甚至有上层意志，很难评价奚国华的作用有多大，但至少就我前后多次的交流所了解，自他掌舵开始，对于TD-LTE的态度就极为坚决，“我们现在主要的事情就是把网络的事办好”,而和互联网也是奚国华提到最多的词之一。

亦有运营商人士私下表示，在推动中移动的流量转型过程中，奚国华有很大推力。

或许，对奚国华的中移动布局，可沿循他反复强调的三条曲线来观察：

所谓“三条曲线”的发展模式分别是语音和短彩信、流量经营以及内容和应用。

第一条曲线，是走到下滑拐点的语音和短彩信，需要延缓其下降趋势。

第二条曲线，是提升流量经营的规模价值。

第三条曲线是加速数字化转型，比如奚国华强力推动的咪咕，就是布局之一。

事实上，这三曲线亦是观察中国移动乃至整个电信行业发展的关键脉络。

当然，在中移动员工眼中，奚国华印象难言完美。

除了“无为”的形象，一个“旧怨”是，早年在TD-SCDMA发展陷入低谷时，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一直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积极奔波于产业链各方，了解并推动该产业加快发展，并推动了中移动承担TD-SCDMA发展任务。

在员工看来，如果没有TD-SCDMA拖累，中移动或许不会沦落至今。

不过，关于中国推进TD-SCDMA对于TD-LTE产生的奠基作用，至今业界仍存争论，更理性的观点是，TD-SCDMA虽然糜费良多，性能落后，但在国际战略博弈和产业链培育等环节，确实发挥作用。

而对于中移动来说，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网络——尤其是在4G重振声势之后，以及业务替代的行业大势。从这些方面而言，接手TD对中移动来说，祸福之间孰难定论。

员工眼中的另一遗憾是，在奚国华执掌中移动期间，中移动过于“软弱”，过于“听话”：上面要反腐，移动落马者最多，人心最惶；上面要降薪，很多国企还在各种推脱，中移动已经坚决落实。

在一些员工看来，包括奚国华在内的中移动管理层，过于在乎“政治正确”，而以员工利益，尤其是被降薪者利益为牺牲。

在局外人看来，运营商基层员工是真苦，而管理层的薪资，尤其是被降薪最多者的薪资，真的那么低吗？

也许，未必。

不过，也有一些员工认为，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薪酬制度最完善的央企，中移动确该降薪，但幅度不应那么大，甚至于50%的腰斩，此举可能引发的骨干层人事震动，也将影响中移动未来发展。

没有薪酬保证，如何招人留人，如何与互联网企业比拼创新、比拼竞争力？

而此前，王晓初在香港强调，中电信将对基层员工继续实行市场化薪酬，这一强硬表态更与奚国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谈无为】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更久，更远的事情。

如同一开始所说，奚国华给外界的印象是“无为而治”。

除了上海贝尔的体制改革稍露锋芒，无论是在上海电信局、邮电部、网通、信产部还是中移动，大部分人都说不出来奚国华拿出了哪些政绩。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就像等着退休，业务上也缺乏创新。”一位地方中层员工说，“当然，我在地方，离得太远，了解不多，这只是个人感觉。”

但其实，在整个运营商乃至国企中，这是一个极常见的状态——体制决定一切，只有顺从规则才能参与游戏。

很多国企负责人，除了两会、财报发布会及不得不参与的极少数公开场合外，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与公司BOSS长期冲在宣传一线的互联网公司相比，完全是分别行走在两个极端。

在决策上，他们也避免做事——做事就有风险，所以最好都是集体决策，反正只要有的政绩，领导都总有一杯羹，而且永远是最大的，如果做错了，也有回旋余地。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敢做事、真做事的人，很多都要么犯错落马了，要么离开了。至少在运营商的圈子里，越来越少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是棋子而已。

至于埋在水平面以下的那些功夫，那些足以改变命运的微妙态度与关键抉择，当事人很难言说，其他人也很难体会。

自古英雄皆不易。

一位了解奚国华的人士如此评价：奚的“无为”，只是其为人态度与工作策略，其实在中移动任上，他也是志在有为。

该人士说，奚国华做事会等待各项条件成熟再上马，所以往往被视作延误战机，但奚国华其实一直推动各种条件成熟，而且其着力点，皆是战略要冲，是以其用心推进之事，基本都有成就。

他这一风格，并非独在中移动任上，而是在包括上海贝尔在内的各个工作阶段，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对于很多事的“不决策”，确实至今仍存争议。

最终，或许还是只能以成败论英雄。

如同电影《师父》所说，真正的决战，没有花哨的过场，胜负只在短短数招，但影响胜负的因素，却是长久的积累，以及精确至毫厘的微妙形势掌控，而其产生的影响，亦将改变历史走向。

不论错与对，最终还是一个高手的生死，决定一技的兴衰。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些难得的烟花灿烂：

比如掌舵上海贝尔之时，完成了8大等级、34个岗位序列、3500名员工的“三定”，从单一的销售额考核指标，转为销售额与利润双重指标的绩效考核，以及大规模清理研发项目等极具气魄与手段的锋芒乍现。

以此，致又一位功成身退的行业大佬。

且为引玉之砖。

【附】奚国华简历

奚国华，男，汉族，1951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毕业，1999年5月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2005年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历任上海市电报局副局长，上海市长途电信局局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电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

1995年上海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2000年1月任上海贝尔执行副总裁，2000年6月任上海贝尔董事长兼执行副总裁。

2001年11月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2002年3月任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3年4月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6年5月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2007年6月兼信息产业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2008年3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9年6月当选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201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2012年3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2015年8月不再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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