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溃败前灯红酒绿，党报偷窥歌女嘿咻

1946年夏日的南京，还是一片灯红酒绿景象。巡回欧陆演唱有成的周小燕，和南京龙门歌厅驻唱的陈小燕，靡靡之音仍受各界追捧。陈小燕和歌厅首席乐师在爱巢中不关灯不拉窗帘的举动，也总会吸引对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采编员工的注意，午夜时分，一度还有不速之客潜入报社隔窗偷窥。彼时，刚刚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法政系的龚选舞，阴差阳错成了《中央日报》的记者，在他的印象中，抗战刚刚结束一年的南京，不仅风光明媚，而且令人感到乐观进取。

因抗战胜利，蒋介石声望达到新的高峰，巡视全国时，受到万人空巷的追捧。在北平，他还曾被狂热的民众挤到角落，在军警奋力保驾下才得以脱身。在龚选舞最直观的感受中，身边的同事朋友都从抗战时期穿着土布军装、车胎底鞋的土包子，变成作风自由且一身洋气的时尚人士。“不止他们在变，而是整个社会在转型，从保守退缩变得自由进取，从谨言慎行变得敢说敢为，特别是知识分子群集的大学校园和文化新闻圈子，更是意气飞扬，激进急躁地不复对当局当道有所顾忌，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比来加以说明，六、七零年代美国因反越战而激起的‘嬉皮潮’庶几近之。”

这是1949南京国民政府垮台前夕，如回光返照的灿烂时刻。以记者身份记录时代进程的龚选舞在《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录》中，以亲历者姿态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政治景象，和其他回忆录及学术论文相印证，对我们理解上世纪江山易手的大变局助益甚大。1946年的政治领域，出现难得一见的“乐观进取”潮流：中共在高叫民主，第三势力在强调自由，国民政府也在推行宪政，而举足轻重的美国协调者也一力在中国推销西洋政制，“就是这样，在民主大合唱、声彻云霄之际，谁唱的调子最高，谁就变成英雄，谁要有点迟疑退缩，这个人便被视为不可救药。”

以国民政府而论，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两年后更被确定为“行宪年”。这是蒋介石在中共和第三势力压力下，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但龚选舞对此却并不看好，他认为，两次国民大会期间，国民党内部加深了分裂，为争取提名打破了头；而有的党员在当选后又被迫“礼让”友党，更造成党内离心与对法制的破坏。至于竞选期间的买票卖票和浪费财源行为，也加速了政经的紊乱。龚选舞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国民政府舍弃行宪的表面文章，全力备战或尽力谋和，即使不能保全全部江山，至少也足以划江而治。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可能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史实是，国民大会召开的1946年，在战场上国共打打谈谈，但大抵是国军占据优势，因此国民党内也以主站的鹰派为主流。谁知时移势转，共产党很快扭转颓势，长江天堑也阻挡不住王师的南下。分析国民党垮台的原因，龚选舞认为有三个致命所在：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被学潮闹跨。作为当年采访报道学潮的记者，龚选舞对学潮的描述栩栩如生，深刻映照出知识群体的时代盲动。

《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录》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其初任记者，去国民政府“夏都”庐山采访的故事，第二部分专讲其以司法记者旁听汉奸大审的幕后情节，最后一部分，才是本书的最大卖点，直击国民政府垮台。汉奸大审的部分也非常精彩，有当时不能见诸报道但富含价值的信息。譬如，1946年10月7日，南京首都高院对周佛海进行公审，现场有近万人旁听。但出乎意料的是，这近万听众并不是专程前来听法官判案，而是为周佛海捧场，“每当赵（琛）院长用他的浙东官话问话时，群众一无反应，而在周某以普通话慨言他的下海为奸，原是为了留下来照顾陷身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时，好多好多的群众竟不禁为之鼓掌欢呼。”审案前，法庭特意设置的扩音器，因此成为了周佛海的传声筒。龚选舞认为，南京百姓对周佛海的欢呼捧场，实际是表达对“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

国民党失去大陆，其实在1946年即已露出端倪，只是包括一向自认嗅觉灵敏的记者诸公，也在灯红酒绿和“乐观进取”的想象中，毫不察觉而已。

《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录》龚选舞著 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