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死，汉朝亡

（西康省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

文/廖保平

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中共建国后曾任林业部长的刘文辉，说过一句话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个完整的省建制）。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记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当我们看到孙明经拍摄的一张西康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的照片，背后的县政府竟然是摇摇坠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用两根原木支撑着时，不能不感到震憾，这个破败的危房就是县府大衙，形象实在太差了！而另一张是西康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坚固结实，即便今天看来，也不显寒酸。

（西康省德格县小学师生与他们的学校）

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朗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

尤其是在1939年，中国已经进入抗战时期，为了应付战争，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县政府的房子不要修得太好，甚至寒酸一点，完全可能理解，但舍得拿钱出来修高大气派的校舍，却是需要点气魄的。

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这也是民国政府的“国家之举”——“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1935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订定《各县市委筹集义务经费暂行办法大纲》，包括公学款产祀产祠产庙产、热心公益人士乐捐、依照人民富力之分担。譬如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就非常热心教育公益，抗战期间他耗资2.5亿，兴建安仁文彩中学，并立碑言志，“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还每年把2000亩良田的收入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资助贫寒学子上学。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战争一再失利，很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抗战，一切财政都应该投入到抗战中，一时间，“教育无用论”大有市场。有的人主张将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进行改组或停办，让学生应征入伍，保家卫国。也有人主张把学校变成各种训练班，以备战争之用。还有人认为“大学在炮火的炽炼中，变成抗战的累赘，需要予以廓清”。（罗永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蒋介石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陈立夫说，“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 ，因为平时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战时准备。”

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没有暂停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相反对大学教育保护有加——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如：1937年，战争开支和财政收入（货币单位：百万元法币）分别为1167、870；1941年分别为10932、2024；1945年分别为1268031、216519。（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真是用心良苦可敬可佩。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至14万人左右。（经盛鸿《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内迁述评》）“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载2008年7月30日《南方周末》）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同上）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据侯杨方先生统计的数据显示，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同上）记住，这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成绩，这是为国家民族保留知识的火种。

要不是国民政府即便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仍然坚持“百年树人”的理念，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不自陷于功利主义泥淖，推行“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就不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中共建国后，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不说是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一个政府仍然“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如果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或是陷于功利主义泥淖，也不会产生几个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