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和他的科学主义

“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七人现已保释，日前由苏州赴沪，前日夜车晋京，于昨（三）晨到达。沈等将分谒中枢各要人。据沈钧儒语记者：此后仍本救国初衷，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救国工作。又据李公朴谈：当此国难严重期间，军国大事，自有国家最高领袖负责，我人惟有竭诚拥护，至于个人，此后仍拟努力民众教育工作，因本人对此事甚感兴趣，亦可聊尽国民之天职也。”

这是1937年8月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题为《沈钧儒等昨到京，将分谒中枢当局》的报道内容。它以一种保全执政党颜面的方式，宣告了令中外舆论哗然的“七君子”案的终结。

在民国政治审判史上，“七君子事件”意义非凡，尤其受中共史家重视。事实上，沈钧儒等“七君子”所主导的救国会，不仅在“抗日救国”等公开政治主张上与避走西北前景黯淡的中共保持一致，暗地里他们也互通款曲，密切联络。在舆论上，救国会利用日军入侵机会，令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变相为中共加分不少。

七君子事件发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以沈钧儒等7君子被抓捕为标志，他们被控“危害民国”罪。本质上，它是一起言论案。抗战尚未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也已建都南京十年，它相当于踩在了这个被部分史家所称颂的“黄金十年”的尾巴上，触感敏锐的媒体反应，能够说明这个训政政府的新闻管制程度。

不同媒体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尺度，存在差异；相较于《申报》、《大公报》而言，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言论空间无疑是最小的，它构成彼时言论自由的最大短板。换句话说，《中央日报》的七君子案报道，即是当时党国所能容忍的底线所在。本文试图通过《中央日报》对七君子案的报道，来揭橥国民政府的言论包容程度。

七君子案的产生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日本侵略军来势凶猛，激发了国人普遍的反抗热情；而国民政府的实力，又不足以对日军产生有效阻击。政府与民间的这种认知和立场反差，又因国内尚未完全统一的武力割据局面而被放大。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本是一个内忧外患分梯次解决的如意算盘，奈何被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拍击的只有招架之功。

七君子主导的救国会，汇聚了国内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和大V，他们的挑战已经让蒋介石不耐烦——5年前，他曾以暗杀的方式干掉了另一民权公知杨杏佛，对中间左翼的反对派给予了有效的警示。这一次，对七君子采取的是抓捕而非暗杀方式，而且，抓捕是在日本的压力下进行的，似乎验证了这个政权些许的进步，底线有所提高。

沈钧儒等人22日深夜被抓之后，上海市公安局曾下达禁令，不许各报刊发消息。但《华美晚报》和《立报》未按禁令行事，前者标列出被捕7人名单。这意味着媒体与执政当局存在博弈空间，问题不在媒体的自我设限，而是他们尚可突破禁令。

《中央日报》在11月25日刊发消息。此前，上海当局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而将七人交保，23日深夜再度抓捕。《中央日报》的报道内容极为简单，位于第四版的中下位置：“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二十四日晨再被捕，解高二分院。二十四日下午裁定，沈李王移解公安局，沙暂押候审。又邹韬奋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偕律师亲投法院，法官谕令暂押，章乃器踪迹不明，史良已赴苏，法院限两被告辩护律师二十四日晚十一时前，将两被告交到，开庭审讯。”（《沈钧儒等昨再被逮，邹韬奋自投法院》）

接下来的篇幅均不大，但动态跟踪努力保持不漏报。譬如12月1日的报道《沈钧儒等仍押公安局，杜月笙等昨日往访》：“本报三十日上海专电：沈钧儒等仍押公安局优待室，杜月笙等三十日午往访，现沈等日以弈棋练拳消遣。”

最具考察意义的是该案1937年6月11日下午开审的报道。《中央日报》次日的报道，不仅提及公开审理因故临时禁止旁听，还将整个报道将近一半的篇幅给了被告的“供词”。

关于禁止旁听的段落如下：“今日开庭，原属公开审讯，嗣因风闻行人图谋捣乱法庭秩序，故临时禁止旁听，沪苏两地记者，再三交涉，始得特准旁听，各被告家属，亦经苏绅张一麐等要求，方得通融旁听，故旁听席上仅寥寥三十余人而已。”

在此前，中央社的报道曾报道了公开庭审的消息：“截至十日晚已发出特别旁听证百二十张，县府已派警察保安队三十人，解释维持秩序”，《中央日报》也对此做了转载，现在突然法庭又禁止旁听，媒体对此如实报道，当然对当局不利。由此可见虽为国民党机关报，但《中央日报》在这个政治案件中仍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关于沈钧儒等人的“供词”，其实是自我辩护语。《中央日报》所摘要刊出的内容包括：“大会宣言表明系余等共同意见。初步政治纲领，系俞（余）等对政治法律研究所得意见。宣言发布时，正当两广事件发生，希望大家团结统一抗敌政权，一致对外。有句‘实行普选、召集国民大会’，系根据孙先生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之主张，救国会所有文件，只说停止内战，从未提及容共。去年七月，余与章乃器发表小册，主要内容系团结御侮，余等反对中日合作防共，去年十一月通电张学良、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等，请联合援绥，以西安事变责任，加诸余等，殊为奇怪，恳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因全救会开会时，并无西安代表，可查救亡情报及会议记录。”

对七君子案的报道并未被党机关报媒体垄断。和其他媒体会刊发表达立场的评论不同，《中央日报》只对事件动态进行跟踪。而从新闻专业角度看，《中央日报》对七君子案基本做到了平衡报道。当然，导致此结果的前提是，国民党当局确曾试图利用公权力钳制舆论，但时势并未允许。

结论为：国民政府的言论自由权的确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