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中国人吗？”

每当有善良的人们提醒我，北京空气不干净，住在北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就感到很奇怪，那为什么我每次在外浪荡许久回到北京，一出机场，总是闻到那种亲切到肺都感到心酸的好味道呢？污染指数是气象局的事儿，它并不包含感情元素，就好像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说的：在那些罪案现场，我们无法测量其中包含的愤怒、嫉妒、悲伤和爱。北京的空气再经不起住，她是我居住了15年的城市，我接近一半的人生是在这里渡过的。我对她会有对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东西存在，说是感情也好亲情也罢，她的好啊坏啊，我已经逐渐地，逐渐地失去了理性判断。2007年，我决计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经历的就是那种切割掉一只胳膊一条腿的身体上的痛苦。在那三年间，我也更了解了因为身在其中，所以渐渐麻木的一些小事。

那日，一位老外礼貌性问我，有没有脸书账号，他可以加我，脸书这个译名真是贱到人神共愤，因为我很没脸地回答说：压根就没有，有了也上不去。他对我激怒的反应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当然要问为什么上不去，什么叫做上不去？

上不去的意思就是有东西挡住它，以至于你无法访问，同理，推特，YOUTOBE，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也不阻碍我是个微薄的熟练用户，我还教了一个丹麦作家如何使用推特呢，（说到推特，我一度有账号，但几乎被自己雪藏了）这位丹麦人在主编一本书，书中使用了一位阿拉伯绘本作家的一张作品，他能google到的此人的唯一联络方式就是推特，他要在上面给这位仁兄留言，要给他付稿费。我几乎要劝他说：既然对方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有可能不懂英语，你在一本丹麦语出版的书里头用了他一张图，用了也就用了，还客气什么？干嘛要费那么大工夫，给人几十美元呢，钱到了他账号上，没准儿他都不知道怎么用。

丹麦人不管，认真到极点去对方推特上留言，写了特别长的一段话，截成好几段留言，总之，就是希望对方尽快给账号，来领这笔版税费。不知道那位绘本作家看到这些留言什么感受，反正我是替他高兴。是啊，我的文章时常被一些文摘类的杂志截去随便使用，极少有人跟我事先联系或者事后付给稿费，即便稿费可能只是一篇五十块。你还经常有幸在一些合集里头看到我的文章，那也是编辑们辛勤Google的结果，直到书出版，乃至于过期在当当打折，我也无缘得到一本。

有一次，一位热心读者给我写信，说他发现在当当卓越，有我多年前一本随笔集在出售，名字一样，封面换了个难看透顶的设计，一查，居然是当年那个国营出版社，在版权期过后自己换了封面，继续出，也继续卖。无论如何，我不会糊涂到跟对方签终身的出版合同，当下愤怒不已。有热心律师从围脖联络上我，愿意帮我打官司，回北京后跟律师见面，给我算了一笔账，总之，如果我非常幸运地从出版社那里打赢官司，对方赔偿估计不会超过五万，付了律师费跟法院费，还得自己垫进去一些钱，何况，这样官司完全就是做慈善，为了提高作家们的版权意识来的。哎，当时新书刚好出版，一堆琐事等着我硬着头皮去处理，这件事，当然是无疾而终了。

这都是我们习惯了的事，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的班长基本上都是选举选出来的，选举在基层，其实落实得还不错的。有一年，黑板上只写了一个候选人的名字，为什么写不出第二个名字，你要问我这样的群众，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大家投票，然后有人到讲台上唱票。事情变得很有趣，选民们要嘛选这位候选人，要嘛弃权，要嘛另外提名新的人选，这提名的人选里头，多数都是选自己，于是黑板上有出现了好几个人名，但都只得一票。毫无悬念，那位候选人当选了。

他上台后，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政绩，只是一个平庸的班长，而即便黑板上有两到三个候选人，最后选出来的也未必是个班长中的精英，因为选举而已，没有对选民承诺什么，也没有人监督他的承诺，他无外乎干部当上去，到时候卸任。

有一阵儿，一个朋友的小区在搞业主委员会，他们的革命友情是在跟开发商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其中几个活跃分子打算城里业主委员会，开头大家群情激奋，很同心合力，三天两天开会探讨，后来呢，涉及到委员会需要一定的活动经费。好，参加会议的业主每人交一百块年费。这么多个一百块该交给谁，如何管理，成了件麻烦事儿，谁也不肯接招。诸如业主们凑在一起吃顿饭议事，这算做网友聚会还是公事公办？而委员会的负责人因为去跟开发商谈判误了工，该不该给补贴。

说句心里话，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选举这东西很麻烦，很罗嗦，没少受累。别看我现在也跟着嚷嚷着要民主，等到民主有天实现了，我首当其冲，可能会是那个从来不去投票站的懒人。而我所知道的多数嚷嚷着民主的人，也会如此。但事情是这样的，让有些应该有的事物存在，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指望它保护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啊，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没有葡萄的人才会嫉恨葡萄的酸，也绝不肯为了等待葡萄酿成美酒付出时间代价。这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事们，不是之一之二，是之N。

看美剧，说警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正的警民一家亲，我并不信，因为在波士顿三年间，我也确实没敢跟警察打过什么交道，远远看到他们，还是绕道走，一副非法移民的神情跟德性。有一回地铁突然停下，门还关着，月台上来了一拨持枪的特警，我暗暗兴奋，不知道出什么篓子了。原来，那日是国庆，例行检查而已，我没有如愿盼到特警出更，有些失望。更多的美国警察巡回路上，态度和蔼可亲，吃着警察们最爱的甜甜圈，也不会动不动拔枪冲你喊“站住！”海归们常常说：那边的家长教育小孩不要在糖果店偷吃东西，会请当地的社区片警帮忙，做教育辅导员，跟小孩们做一做思想工作。

相比之下，在北京，我见到警察，或者说路上常见的交警，会感到害怕，开车越加谨慎不说，还很怕他们多看我一眼，总觉得那眼神是冲着我做错了什么事来的，见到警察没有安全感，不觉得自己被保护，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曾经在洗车时一只新手机遗落在后座上，我自己怀疑被洗车的工人顺手牵羊了，去报警。警察叔叔有气没力地记录下我的故事，在那有限经验里头，我知道了警察们最关心什么话题，就是谁升副处谁该加班，这些话他们当着来报警的人就狂聊，以至于好几次忘掉上一个问题问我什么，才记了两三页纸张，每个字的字号得是三号的吧，居然弄了一个小时，多数时间我都在听警察闲聊派出所的人际关系。之后回家等待消息，他们照例去洗车房问了一下，当然，那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给我打了电话完事。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一开头就并不指望，最后也并不失望，用老子的哲学武装自己，以能下而纳百川，无执而无失。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事，越攒越多，从愤怒、不平到渐渐麻木掉，格式化的进程条，是隐形的，无声无息的，甚至也不会出来一个小方框让你确定，只是某日惊觉，只是得要自己拿根针经常扎自己的手，保持一丝清醒。人说清醒的人会格外痛苦。

那是因为一头头猪随着队伍走入屠场，它的背影消失在大铁门里头，再不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