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入共党苏联未准

1996年杨瀚生起在台湾为祖父杨虎城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他的作为虽然掀起舆论热潮，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笔者曾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采访馆长邵铭煌，他提到杨瀚还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邵铭煌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定将领杀死领袖随从，并将领袖扣押的行为是合法的，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邵铭煌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短期内不可能为杨虎城和西安事变平反。这显示出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差异。在中共的评价体系中，杨虎城和张学良是民族英雄，但国民党并不作如是判定，张、杨此后被软禁或暗杀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党史一直都刻意回避那一段历史。杨瀚此番并不顾及国民党的尴尬，要为自己祖父和西安事变“平反昭雪”，和国共开始第三次握手有关。而邵铭煌对笔者表示，可以为杨虎城被非法杀害道歉，但不能平反，因为平反涉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国民党对西安事变持批判态度，这种评价迄今没有变过。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虽然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长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主流开始从国民党手中滑向共产党。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国共两党自2005年始出现和解迹象，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纪念也发生微妙变化。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而在2006年，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纪念规模明显降低。

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超越被意识形态与党派利益遮蔽的新视角。为此，笔者采访了杨奎松教授。他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宋子文不可能陷害杨虎城

韩福东：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要国民党为他祖父平反，国民党党史馆提出两个问题，出国的杨虎城当时为何回国，被拘禁起来？1949年是谁下令杀害杨虎城？现在大陆方面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对此有无新的发现？有没有证据表明，杨虎城被杀害是蒋介石下令？按常理来推，保密局自行决定和蒋介石下令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杨奎松：目前没有更新的证据，解释基本上和过去差不太多。沈醉的回忆录实际也提到了，没有上级的手谕，他提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毛人凤这些人有关，但具体由谁下令，他也不清楚。

韩福东：杨虎城抗战后为何回国？杨瀚在《杨虎城大传》里提到，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秘书）后人米鹤都那有宋子文让杨虎城回国的电报。杨瀚认为是国民党引诱杨虎城回来的。但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对电报的真实性怀疑，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后对张、杨都是比较保护的。

杨奎松：宋子文对张肯定是比较保护的，对杨没有这样一个承诺。我觉得，有电报没电报和阴谋都没有太大关系。蒋通过什么方式希望杨虎城回国，也是可能的，但是和宋子文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根据对宋子文的研究，从来没有发现他在这方面跟蒋串通一气，要害杨虎城。这是不可能的。

韩福东：按以往的说法，杨虎城为何回国？

杨奎松：以往的说法是，他自己回来的。抗战全面爆发了，他自己要回来抗日。实际他是公开回来的，回来后被拘禁了。

韩福东：国民党方面也很在意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的关系问题。流传的说法是，杨虎城最初想要入共产党，但中共没有同意。1928年同意他入党时，他已经离开日本了。但杨瀚说，实际情况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收到准许他入党的函件了，但他那时向右转了，拒绝加入。

杨奎松：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实际上他后来对共产党并不信任。包括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跟张学良建立关系很容易，张自己很主动，但杨虎城在这些方面始终跟中共中央保持距离。

韩福东：可是，杨虎城的部下，包括他的夫人，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杨奎松：这种说法不准确。他的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员，按照后来中共的正式说法，大都是脱党分子。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员，不是渗透进去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杨虎城的夫人也不是。

韩福东：杨虎城知道他们是脱党分子吗？

杨奎松：他知道。正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愿意用他们，他认为这些人很能干。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不行

韩福东：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打过几次，都失败了。

杨奎松：那是1935年的事情（1936年西安事变前则不同，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那时因为东北军作战接连失利，张学良又得知南京方面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他当然会想，你蒋介石能跟中共谈判，我为什么要牺牲东北军跟中共打仗？

韩福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跟作战失利有一定的关系？

杨奎松：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了。他在1935年之前跟中共中央没什么关系，想加入共产党也是1936年6月的事情。东北军当时的作战能力不行，完全不可能跟红军交手。

韩福东：蒋介石当时没有意识到东北军的作战能力问题吗？他为什么不调更强大一点的军队去剿共？

杨奎松：蒋介石派张学良，是因为当时中共到陕北的红军只有几千人，蒋介石根本不重视，他那时的重心放在西南，因为西南是独立的。他想把西南弄到手，变成他抗日的后方。另外，因为中共的主力部队（五六万人）都在川康地区，所以当时他把重心放在那边。没想到实际上中共中央在这边，而且利用这边靠近边境接通了跟苏联的关系，这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西安事变不可能是杨虎城主导

韩福东：台湾学者多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比张学良强硬得多。

杨奎松：实际上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只是在12月25号最后放蒋的时候，要不要蒋写一个书面的承诺，双方才有分歧。包括放蒋，杨虎城也是同意的。要蒋的书面承诺是中共中央先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提出来以后，杨虎城就觉得中共中央提的是对的，既然中共都这么坚持，就应该坚持。

韩福东：杨瀚认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另外，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根据你的研究，西安事变中杨、张他俩谁更主要一些呢？

杨奎松：我觉得这个访谈不太准确，张之丙给张学良做的口述当中，很多问题提的都不太准确，记录也不准确。这个很难相信的。因为无论是从中共保存的双方接触交涉的档案资料看，还是从张学良自己五十年代写的回忆录看，这一点都很清楚。肯定是张学良一直在主导这件事，杨虎城与中共的交涉一直十分谨慎，与中共结盟的时间也比张晚得多。张学良1936年4月底就有与蒋撕破脸的想法了，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是建立在与张学良合作之上的，最初所有计划都没有提到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当然，就后来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法而言，确是杨虎城出了一个主意，主张利用蒋来西安视察，把蒋捉起来，这也有档案可以作证明。

韩福东：是杨虎城先起意发动西安事变的？

杨奎松：张学良当时觉得，已经无法劝蒋停止剿共了，杨虎城说还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是真心干的话，就趁蒋介石来的时候把他捉起来。不过，在这之前，张学良跟中共在4月下旬就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要反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他想等半年。半年之内他准备一些工作，等苏联的态度。红军当时在陕北有1万多人，东北军有十几万。这才是后来会发生西安事变最主要的前提。

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韩福东：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韩福东：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杨奎松：那当然了。

韩福东：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因为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取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再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韩福东：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想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自己跑掉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石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吧。张学良扣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