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1938焚城之灾，大火谁放的？

张素我（张治中长女，已逝）|口述

周海滨|撰述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2]。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但是，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以至后来，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关于“长沙大火”的笔战。

关于这段经历，我根据父亲留下的资料和我听他说的一些事情说一下大概的轮廓，然后你结合史实加以补充完整。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3]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

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父亲起床后发现三四处都已经起火了。父亲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

火势越烧越旺。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

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最高军事当局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然而谣言却在长沙城中迅速传播，说日军今夜即将入城。

全城人心惶惶。

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据政治部调查：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省政府、省市党部、高等法院等机关，湖南大学、南华女中、省立长沙高中等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以及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无论是公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损失极其惨重，无法估计。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

▊▊1938年，“文夕大火”后的东茅巷

▊▊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展示的老长沙湘春门黑白照片。照片拍摄于“文夕大火”前

当时也有人说，这与蒋介石的限一小时到的焚城电文有关。如果没有电文，父亲他们就不会做匆忙的准备。也有人说，如果不焚城的话，日本军随时会进攻长沙的，烧了长沙城是保全长沙城。

但是，毕竟，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父亲内疚心痛不已。父亲知道自己应该负责任。内心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母亲说，父亲一直是个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口述背景：

长沙1938：焚城之灾

在湖南省境内的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的黄土仑村，有三座鲜为人知的坟墓。坟墓上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6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但是这里埋着的却是当年湖南省长沙市国民政府的军警要人，他们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鄷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1938年11月20日，这三人被当时国民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而他们被认定的罪行就是与那起抗战初期发生在长沙、震惊世界的大火案有关。

1938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的11月12日，湖南省会长沙，就像当时身为市长的席楚霖在回忆录里所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自从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就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的陷落，地处华中的湖南省会长沙从原本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战第一线。1938年10月25日，中日激战了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民付出了40多万人的巨大伤亡，武汉被日军占领。在此之前的四天，也就是10月21日，华南的日军又从大亚湾登陆，侵占了广州。此时，位于武汉和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了日军南北夹击的前沿阵地，战争的阴云顿时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弥漫开来。然而除了战争的临近带给长沙的恐怖之外，一场让所有长沙人都始料未及的大灾难也突然从天而降。

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也是在那场大灾难中劫后余生的老一代长沙人所经历的噩梦般的日子。这一天的深夜时分，长沙进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自从10月25日武汉被日军占领以来，整个长沙就变成了一座惊恐的城市。白天，国民政府的各大机关和当地老百姓慌慌忙忙地进行转移和撤离，只有到了夜晚，这座惊恐的城市才能稍微地安静下来。可是11月12日这一天的夜晚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平静地渡过。13日凌晨两点，长沙南门方向突然燃起大火，紧接着，整个长沙城都开始四处起火，几百条火头同时窜向空中，冲天的火焰顿时吞没了一切，顷刻间，长沙变成了一片火海。

当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

当时住在长沙小喻家巷老3号的一位60多岁的向奶奶，大火发生时从睡梦中惊醒，由于门窗已被大火封死，被逼无奈之下，她只好跳进一个大水缸里躲避，结果熊熊烈火把水缸中的冷水煮得沸腾，当大火结束后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她时，老人已被活活地煮死了。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位于市区药王街的一个伤兵收容所里，十多名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正在这里疗伤，深夜中醒来后突然发现身处火海，在大火的逼迫下他们钻进了一口废弃的水井，结果一堵高墙倒下，砸在了枯井之上，枯井成了他们的集体坟墓。可怜这些军人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弹之下，却在这场大火中成了冤魂。

这一晚，最后一趟开往衡阳的火车还停留在车站，忙着疏散和转移的老百姓将火车堵得水泄不通，站内站外黑压压挤满了近一万人，当严重超载的火车开出车站，徐徐南行，经过一处名叫浏城桥的地方时，一股巨大的火焰横扫而至，车上许多人被抛了下来，火车开出长沙十几公里后，人们回望长沙方向时，天际间一片火光。

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长沙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海、火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几十年之后，那些在大火中劫后余生的长沙老人们，仍然对那个夜晚的逃生经过还历历在目。

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一样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漂流，景象惨不忍睹。

这一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人从武汉撤退下来也停留在长沙，大火燃起时，他们正沉入梦乡，被警卫员邱南章叫醒。

第二天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促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这一晚，同样在长沙的还有郭沫若，他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从清晨开始，他和三厅的工作人员就忙于把行李和档案送离长沙，就在夜里他们准备最后撤离时，大火骤起。郭沫若等人开车跌跌撞撞走了大半夜，才在天亮的时候开到了湘江边上。

在《洪波曲》第15章里，他写道：“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当年15岁的梁赐龙，在大火发生的几天前跟随母亲转移到了乡下，得以幸免于难。

这场从11月12日深夜，如果更确切一点，从11月13日凌晨两点骤起的全城大火燃烧了五天五夜，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被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因此历史上就把这次大火称为“长沙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火灾，大火过后，留给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是遍地的焦炭瓦砾，断壁残垣和一片鬼哭神嚎的凄凉景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被烧的尸体、粮食和其它东西，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焦臭味，一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连同它所有的财富在顷刻之间化为了一片灰烬。

长沙是湖南省最大的城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城长沙就已初具雏形，楚国在这里建造城邑，成为它经营南方的重要基地，到了秦朝，秦始皇设立长沙郡，从秦之后，这里就一直成为湖湘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在西汉和五代十国时期，长沙又两为国都。到了近现代，长沙更是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名贤荟萃，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两千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长沙堪称是湖南人民千年缔造的结晶，可是这场燃烧了五天五夜的文夕大火却使它几乎毁灭了。

长沙城区，沿湘江而建，东西窄，南北长。老辈人说：南门到北门，七里三分路。其中小吴门、司门口一带，商铺林立，是当时长沙最繁华热闹的地区，大火中化为一片废墟。中山马路，西起江边，东到小吴门，仅幸存了中山堂、国货陈列馆、何建公馆、曾国藩祠等10多家建筑。坡子街曾是全市银行、钱庄和金银首饰最繁华集中的一条街，然而一夜之间全部焚毁。

解放初期，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对文夕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调查评估，统计得出：全市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5栋房屋的330多条，幸存一两栋房屋的190条，全市几乎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遭到彻底焚毁。

长沙曾有“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一场大火下来，全市250多家米厂、粮行，除剩下12家半外，全部被焚毁，烧掉谷米190多万石。全粮食行业共损失银洋1000万元以上，“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从此黯然失色。

湘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世纪30年代是长沙湘绣的鼎盛时期。全市绣庄多达40多家，年产绣品3万多件以上，大火中所有绣庄连同绣品、画稿无一幸存。湖南第一纺织厂是当时长沙的一个基础产业，大火中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全部被毁。

长沙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然而这场文夕大火，却使创建于明末清初的明德中学、周南中学、省立长沙高等学校等数十所学校，全部烧成废墟。仅私立中小学就有31所被完全焚毁。其中明德中学的乐诚堂，堪称是中西合璧的优秀建筑，是著名科学家周光召之父，即中国近代著名土木工程师周凤九所设计，大火中被烧得千疮百孔。

长沙作为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代名胜古迹众多，但是一场大火过后，所剩无几。

当时古玩店聚集的地区藩城堤一带，大火中全部被毁，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也随同大火化为灰烬。其中最可惜的是长沙有名的江西富商余太华金号，所藏极其珍贵的国宝440颗汉印，之前曾有外国人出高价收购，被他拒绝，却不料想，在大火中连同存放汉印的保险柜一起被熔化成了铜块铁饼。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曾在长沙度过了4个春秋，历经2000多年的贾谊故居，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60年后，贾谊故居才得以正式恢复重建。

明代高大城墙上耸立的天心阁，是古城长沙的象征，也是长沙地势最高的地方，在大火中烧得仅剩下残垣断壁。

西汉长沙王刘发所修筑的定王台，清朝末年被改建为“湖南省立图书馆”。1921年，青年毛泽东曾在这里度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涯。然而这座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名楼，连同它所珍藏的万卷善本古籍，在大火中毁之殆尽。

西文庙坪长沙府学宫，有近千年的历史，殿宇交错，规模宏大，大火中却被烧得只剩下这座“道冠古今”的石坊，如今石坊浮雕上还明显可见当年火烧烟熏的痕迹。

五代时，楚王所敕建的千年古刹开福寺，在大火中虽未被全部焚毁，但两旁的亭台阁榭却被烧的荡然无存。

长沙人祭祀火神的火宫殿，千百年来是长沙民众寻求火神护佑的地方，然而这个供奉火神的地方在文夕之夜也同样没有幸免于被火烧的厄运，大火中仅剩下这座门楼。当时这里还安置了一批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也随同火宫殿一起化为了白骨轻烟。

1938年11月14日，也就是文夕大火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最早的报道。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是第一个采访大火现场的人，他随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片焦土之长沙》的报道，在报道中，他把长沙城比作了七日的帮贝。

刘尊棋所指的帮贝，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了解的古罗马帝国的庞贝城，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整个庞贝城淹没在火海之中，从此，一个历史名城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后，长沙也遭遇了与庞贝城相同的命运。

大火过后，当时身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的徐特立，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长沙失去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作用。

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也指出：“长沙近30年来，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然而这场文夕大火究竟烧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大火十几天后，湖南省政府行署宣传处发布消息，宣称死于大火者为3000多人，但由于当时战争时期的混乱局面，再加上从沦陷区逃难的外地民众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以及在大火中被焚烧彻底，无处寻找的尸体，许多人都认为死于大火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但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

大火过后的几天，一些当晚逃出火窟的老百姓陆续回到了长沙，然而街道上的麻石路面还仍然烫得无法落脚。

此时的长沙犹如一座死城，白日无光，夜晚无灯，到处是焦土瓦砾，到处是断壁残垣，大火使全城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

然而这场蔓延全城的巨大火灾到底是因何而发，它究竟是一场天灾？还是一次人祸呢？从整个起火的形势来看，南门方向刚有火起，全城四处就有几百条火头同时窜起，这显然是一次人为的纵火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敢实施这样一次震惊世界的纵火行动呢？那个火起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目睹了大火之夜的老一辈长沙人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黎鼎文：“看到很多军人，拿着手枪，驳壳（枪）朝着汽油桶，那要起码隔一两百米呢，打枪，一打汽油桶就着火，按照它倾斜的方向，对屋里冲，冲得那屋子，屋顶都冲掉了，高处像落雨一样的，那都是汽油，所以好危险的。”

军人放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身穿军服的纵火者，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呢？如果是的话，他们又是接受了谁的命令，出于什么目的要火烧长沙城，制造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呢？

1938年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的何健公馆内，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有冯玉祥、唐生智、何应钦和陈诚等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长沙面临日军入侵时的弃守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这座近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焦土抗战的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8年10月25日，蒋介石撤离武汉，来到湖南南岳。在此之前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大规模会战，双方共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从六月一直激战到十月，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撤退，25日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又侵占了广州。此时，日军兵分两路，从武汉和广州南北夹击，想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来实现它“五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而长沙正是这条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长沙是坚守还是放弃，成为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武汉沦陷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论调尘嚣甚起，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企图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国民党内部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失败、恐惧和绝望的情绪。一些国民党内的主战高级将领，担心蒋介石面对挫折，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动摇抗日的决心，为此，冯玉祥将军还专程从桂林赶到湖南，面见蒋介石。他给蒋介石讲了一个三国时期，曹操带着83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想吃掉东吴孙权，而孙权的谋士鲁肃，劝他不能投降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冯玉祥这句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的话，在蒋介石心里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才最清楚。而对于长沙，这座位于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日军的进攻呢？

在德国大使外交斡旋，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失败之后，日军继续南侵，向湖南进逼。此时的蒋介石已在南岳建立了全国抗战总指挥部。他打算：“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组织湘北与赣北的抵抗，而长沙一旦失守，就立即放弃并焚毁，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政策，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保卫黔、滇、川西南基地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心里，长沙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从此长沙和“焦土抗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战争，对“焦土抗战”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国家形势的日趋严重，李宗仁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焦土抗战”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使用“焦土抗战”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国人为抗击侵略而火烧莫斯科的故事了。

当年，拿破仑面对莫斯科的大火，感慨地说道：“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一个月过后，法军自动撤出莫斯科。

这段历史曾经多次被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加以引用，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在南岳和长沙等地多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一再强调“焦土抗战”的政策。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何健公馆，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就这样，长沙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新墙河，这条距离长沙100多公里的天然屏障，能否抵挡得住日军进攻的脚步呢？

就在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一旦不守，就对其实行“焦土政策”的时候，整个长沙的机关团体和市民疏散工作也已经展开。湖南省政府迁往湘西沅陵，长沙市政府迁往湘中邵阳，市民则自找疏散地，或去郊区，或去云贵川等地，省主席张治中及部分必要人员留守长沙，准备在日寇入侵长沙时撤走，与野战部队共进退。

就在这段时间，战火也已迅速烧到湖南。11月8日，日军入侵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临湘陷落，日军继续南侵，战势越来越紧张。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紧急会议，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身为长沙市长的席楚霖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又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

在这之后，长沙的疏散加速进行开来。公路上，各种军用民用汽车、马车、人力车络绎不绝，码头上、火车站到处挤满了人。与此同时，焚毁长沙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进行着，当晚，长沙警备司令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和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拦劫车辆，作为最后撤离的工具。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日军又占领了岳阳，岳阳是长沙的门户，距离长沙150公里，它的陷落更使得长沙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一些“日军已杀到长沙边上” 的谣言也开始在城内传播开来，那些还未疏散的市民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四乡。除此之外，大批警察也开始弃守岗位，成批地逃亡。这让当时的警察局长文重孚头痛不已。

11月12日，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显得更加紧张起来。上午9点，从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与此同时，张治中也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电报刚刚到达，紧接着，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的电话，告知他“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几个小时之后，鄷悌等人就将焚城计划拟好了，计划的全称叫做《破坏长沙计划大纲》，具体负责计划起草的是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

在这十三条当中，其中关于起火的有这样关键的三条，即：

第三条 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五条 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 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在其它的几条中，还明确规定了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员行动的纪律等问题。

《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拟定了十三条，其中有三条与起火有关，当计划交给省保安处长徐权审阅时，他作了两处改动，将原计划中规定放火单位的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改为了警备第二团和社训总队，还将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改为了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当鄷悌指出“如果以班为单位”不好控制时，徐权却以“部队不在郊外，在市区”为理由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他的这两处改动，却有可能为长沙文夕大火的骤然发生埋下了祸根。

12日晚上6点，鄷悌、徐权等人将修改好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张治中的办公室，张治中批准了该计划，并在上面批示了13个字，即：“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决定鄷悌为焚城行动的总指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举火行动的正指挥，市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任务交待完之后，张治中就离开了，他要在今晚宴请长沙的英美教会领袖，而其他人则开始为接受检阅忙碌起来。

鄷悌离开张治中处回到警备司令部后，便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开会，在会上鄷悌传达了张治中关于明晨4点准备完毕，接受检阅的指示，并强调现在是准备阶段，不是正式行动，会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还着重讲了防止意外失火的问题。可是检阅前这几个小时的准备阶段还是出现了差错。

晚上10点，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还刚刚结束了一场庆祝活动，因为11月12日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原本打算在这晚举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由于战事的紧张，最后只得由当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率领300人参加。当游行结束之后，席楚霖开始发现了这个晚上的异常。

此时席楚霖的心中更加紧张起来，当他找到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询问王伟能，张治中安排的找800个民工为军政处搬家的事办妥了没有时，王伟能告诉他的一番话，让他更是惊恐不已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为何却被王伟能说成是指挥放火呢？这让席楚霖很是疑惑。

这些三五成群拿着火把，手提汽油桶的士兵正是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的军人，他们在当晚10点领到了放火燃料后，11点半，按照命令到达了指定位置。此时的长沙遍布了这样100多个放火小分队，他们开始在市区内许多房子的外墙上画上焚烧记号，做着检阅前的准备工作，可是让人不解的是，竟有部分放火队员开始将汽油、煤油淋在了市民房屋的门板、窗户及外墙上。这样一个极易随时引发火灾的举动，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是放火队员误以为领到燃料后，就应该马上淋上去呢？现在人们已经不得而知。而且为了将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徐昆等人还将长沙市内所有的救火车也都灌上了汽油，救火车变成了放火车。此时的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汽油库，火灾随时都会发生。而与此同时，市内的谣言也蜂拥而起，纷纷议论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三公里处的新河，整个城市一片恐慌。

11月12日，在这个深秋的夜晚，长沙真得就如席楚霖所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巨大的火患、恐怖的谣言，将它笼罩。13日凌晨两点，南门方向突然起火，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相继窜向空中，长沙这个巨大的汽油库被点燃了，在这个失控的夜晚，这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

然而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又是如何骤变成一场惊世大火的呢？这中间的演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湖南省的版图中，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也许就因为这一字之差，长沙遭受了灭顶之灾……

1938年11月12日午夜，长沙全城戒严，按照省主席张治中的指示，他要在13日凌晨4点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做的预习准备。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在等待中，市内传播的“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让他们惊恐不安，埋怨政府没有安置他们的家属，担心会遭到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命运。

在恐慌中焦灼地等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现在人们不得而知。可是长沙却没有在这种等待中安然渡过。在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的时候，，南门方向突起大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火起，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窜向空中，大火开始在全城蔓延，长沙成为一片火海……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却变成了正式的焚城行动，这中间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凌晨两点在南门首先燃起的大火，显然是导致全城大火的首要原因，可是按照许权所起草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举火要有四重步骤：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听警报，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而南门并不是发布点火信号的地方，为何会导致焚城行动的提前呢？那么是不是当晚情况有变，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张治中与鄷悌等人直接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呢？

《长沙市火变一日记》是当时张治中在大火过后记载的实情实况，文中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四点的日程活动，在起火前的几个小时里，张治中的活动如下：

12日晚11点，他在从武汉撤到长沙的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讲话。

13日凌晨1点多，张治中由以前的城南寓所磬园搬到了城东的唐生智公馆。

约凌晨1点至2点之间，他打电话找市长席楚霖，询问搬运军需品的800个民工是否找好，此处与席楚林的回忆吻合。

将近凌晨2点，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

之后，张治中接到鄷悌的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以及火后的调查，可以看出张治中在当晚并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那么长沙警备司令鄷悌有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呢？他那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在后来写的《长沙大火纪实》中，可以看到，当晚8点钟，鄷悌在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开会，传达完张治中的指示之后，便回家睡觉去了。

由此可见，鄷悌当晚也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由于起火的南门属于警备二团徐昆所管辖，而徐昆又是举火行动的正指挥，那么会不会是他下的命令呢？由于在大火发生几天后，徐昆即被逮捕，执行了枪决，所以他是否直接下令放火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副处长史说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长沙大火见闻录》中，似乎可以把对徐昆的怀疑排除在外。

在这篇回忆中，史说写了这样一段话：“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兵惊慌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了，我急忙起来，办公室里电灯还冷清清地亮着，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总机报告通往外面的电话线都断了。我弄得莫名其妙，难道日本兵来得这样快？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骑了一匹马到省府来，他看到我的车子，下马扳住车门，问我，‘徐处长呢？’我说，‘我正要找他，外面怎么回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样烧起来了。’

从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徐昆对于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也是相当意外，由此可见，徐昆当晚应该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既然这几个焚城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直接下令放火，那么这南门的第一把火究竟是如何燃起的呢？

文夕大火发生后，人们对于大火的起因一直众说纷纭，不过那个“日寇已杀到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关键原因。

当时，日军实际上还远在长沙以北120多公里的新墙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已调集兵力，决定与日军在此决一死战。而长沙近郊的新河则距离长沙3公里，两个地方的名字仅仅只有一字之差。那么日寇明明是在新墙河，却又是怎么被误听为新河的呢？现在流传于世的说法，大致有四、五种版本：

在那个被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夜晚，这个谣言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当南门方向刚起火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便判断是“失慎”，也就是意外失火，当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时，文重孚竟说：“警察局都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火起，许权判断是放火，但是此时救火已经不可能了。就这样，一次焚城前的预习检阅变成了一次正式行动。

那么南门的第一把火又是如何意外发生的呢？从当时长沙已经成为一个汽油库这个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火灾。

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究竟是不是引起第一把火起的直接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在大火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

文中说道：“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文在经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修改后发表，之后所有的官方文告对长沙文夕大火的说明都如出一辙。

其实不管是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还是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长沙文夕大火的发生都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突变。但是，由于恐慌，警察擅离岗位，湖南军政当局因为疏忽造成指挥失控，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对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起因，后来张治中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道：“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士兵，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湖南籍知名人士，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人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底查清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美驻华使馆接到湖南英美侨民的报告后，立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要求处分张治中。

而一向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还以批评焦土抗战为名，大肆攻击蒋介石的抗战方针。针对汪精卫的言论，在延安领导敌后抗日的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要警惕有些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日军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充满了奚落与挖苦。

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到11月12日已经疏散90%，可是如今长沙全城焚毁殆尽，于是，社会各界要求严惩纵火责任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8年11月13日，也就是文夕大火发生的当天，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给蒋介石拍了一个急电，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而是地方长官轻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重大，至恳委座亲临处理。”

11月16日，蒋介石抵达长沙。

蒋介石一到长沙，就将张治中、鄷悌痛斥了一顿。接着，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到市区视察。沿途所经之处，无不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焦土一片。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视察完之后回到寓所，立即就叫人将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了容园。之后，蒋介石下令军法分监立即组织会审，审办大火事件。

11月18日上午7点，张耀宸等三位军法官对鄷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进行预审。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鄷悌则供认，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在布置工作时的疏忽所引起，愿受国法最严厉的处分。

第二天，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蒋锄欧担任。

经过一天的审讯，钱大钧、蒋锄欧等人维持了初审的结果，仍然判处鄷悌20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徐昆5年徒刑。之后，便将终审的判决书呈送蒋介石。

得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张耀宸等人重新拟定了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渎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当判决书再呈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批示：文官叫渎职，武官叫辱职，就亲笔将渎职殃民，改为了辱职殃民。之后，军法官们连夜又重新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案仅仅在两天之内就匆匆审理结束了。

文夕大火结案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对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全部处理结果，结果如下：

一、 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二、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 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 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 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0日早晨，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被压赴刑场，今日长沙繁华的侯家塘就是当年执行枪决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片丛山野岭，在赴刑场的路上，鄷悌低头垂泪，一言不发，文重孚、徐昆则高声谩骂，直到临刑前尚未绝口。如今这三人被分别埋葬在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桃江县黄土仑村和新宁县的庄姜村，现在坟墓上已经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6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

1938年11月17日，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的第5天，周恩来在长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1938年11月20日，长沙文夕大火案审理结束，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在两天之内便匆匆结案了。

案件审理结束后，社会上流传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 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此时的张治中已经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11月20日，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省主席引罪自谴》布告，在布告里，他除了对起火的原因，即军警误信流言，惊慌失措以及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以致引发大火，作了与其它官方文告相同的说明外，还特别表述了自己的内疚之情，他说道：“目击灾民荡析流离，深痛用人失察，遭此巨灾，神明内疚，罪戾实深！”

1938年11月16日，在文夕大火发生的第4天，周恩来与政治部三厅的部分人员返回长沙，开始组织领导救灾工作。实际上，11月13日凌晨，大火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逃出火海，来到湘潭后，在当天下午，他们就曾经返回长沙附近，但是大火熊熊，根本无法进城。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席楚霖等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同时，他还发出电报，命令已经抵达衡阳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四支演出队和一支抗日宣传队共计123人也即刻返回，与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司令部共同办理大火救济安抚工作。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及社会各界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委员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共党员田汉及原长沙市市长席楚霖担任。

救济委员会成立之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在长沙市及周边县城，救济委员会设立了10多处收容所，用来安置和疏散难民。与此同时，市区清除街道和恢复市场与交通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曾经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当时身为长沙青年会总干事的张以藩以及他的爱人朱铁蓉夫妇也参加了当年的救灾工作。在救灾期间，他们借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家里，在那里，他们又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些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珍贵的照片就出自于这位美国朋友之手。

这个为现在留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的美国人中文名叫沙一二，后来改名叫了肖约，他所拍摄的这张几万人聚集的照片反映的就是12月9日，在长沙教育会坪给难民发放救济款的情景，当时国民政府为每位灾民发放了法币5元的救济金，折合成光洋大概有3到4元左右，可以买大米100斤或者是高级香烟两条。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少。

后来据统计，在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救济款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11月19日，大火后的长沙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一个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紧接着，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前也出现了一列露天摊贩。

11月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邮政业务全面恢复。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

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12月22日，大火一个月后，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文夕大火过后，长沙成了中日主力部队交战的主战场。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三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抗战时期阻击日军长达五年之久的城市，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 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人数达到30万，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对不断丢失城池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此次大捷也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首开胜利的记录。

如今，当年抗击日寇我军所挖的战壕，现在还依稀可辨，那些守卫长沙城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在城郊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军全团仅仅剩下50人生存，最终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英灵永远留在了这青山苍翠之中。

随着日寇三次进攻长沙的失败，华中的战局相对稳定，大批逃难的长沙人又回到了他们眷恋的乡土。尽管这时的长沙城还是一片断壁残垣，但长沙人民仍以罕见的顽强意志和勇气，重建家园，支援前线，帮助和接济兄弟省市。

当时广西、云南等地涌入了大批难民，人口猛增，粮食紧缺，而长沙在遭受了文夕大火之后，仍然向这些地方支援、运送粮食。大火过后，湖南每年支援前线及兄弟省份的粮食为1000多万石；棉花70多万石，棉布500多万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支援抗战前线的粮食远远超过了5000万石，名列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此外，在八年抗战中间，全国一共征兵1300多万，其中湖南就有200多万，占征兵总数14%以上，与其它省份相比，湖南输送的兵源是最多的。

在文夕大火发生的30多年后，国际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被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现在，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文夕大火的记忆，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了一种学术上的争论。那么文夕大火到底有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长沙的作用呢？现在说法不一。

翻开当年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到，在1938年11月26日，蒋介石主持了被载入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除国民党数十位高级将领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人参加外，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个，其中重要的两个议题，一是确定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二就是对长沙文夕大火事件做出检讨。

对于文夕大火，蒋介石作了以下训示，他说：“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事件上可以得明确的教训。”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番检讨还是诚恳的，但是同时他也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政权、集团、个人的事业，而是一项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事业。

1938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的、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

如今，当人们再次回首长沙文夕大火时，人们除谈论它在战略上的对与错，物质上的得与失之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2005年11月4日，一座纪念“文夕大火”的警世钟雕塑伫立在了长沙市天心阁公园内，雕塑由两个巨大的断壁残垣造型和一口大钟组成，钟高2.7米，重为2.8吨，距离地面1.4米。雕塑之下是仿古麻石地板，四周围有砖块和砂石，反映了当年被大火烧后的场景。

八天之后，也就是2005年11月12日上午九点，在文夕大火发生的67年后，警世钟发出了第一声宏亮的钟声，如泣如诉，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