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财的N种发法

禁烟并非新事务，在清末即已被提上日程，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积极推行禁烟政策。禁烟是当时各主要政治集团，所能达成共识的少数几项重大政策之一，被认为是一个衰弱国家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

吸食鸦片者众，戒除甚难，而禁令又来势凶猛，掌握权力的戒烟委员的贪污腐化也时有所闻。

在安徽六安县，就被曝光了禁烟局借搜查烟土（鸦片）为名，实行敲诈手段，导致商民不堪其苦的事例。其最为舆论所难容的是，他们在西乡独山镇搜查时，竟将良家年轻民妇汪陈氏，带到局里留宿多日，始送行政厅核办。行政厅调查后认为，不便无辜收押，禁烟局于是仍将民妇押回羁留局中。商民对此颇为愤慨，状告到柏文蔚都督那里请求究办，柏都督已派委员前去调查。（《申报》1913年2月14日，《禁烟局留宿妇女》）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民国初年，该观念仍根深蒂固。无辜羁留妇女，在现代社会也难为舆论所容，何况彼时。

湖南发生的一起禁烟事件，更为耸人听闻。常德禁烟委员詹润霖，以禁烟为名搜索妇女身体，探及下体，最终逼毙人命。《申报》为此在1913年3月28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署名“钝根”的文章——《讨常德禁烟委员》，称该事件令“闻者皆发指毛竖，女界尤甚，以为不去詹某，常德妇女无安枕之日。”

该文称，“夫妇女下体，岂能私种烟苗？岂能怀挟膏土？岂能夹带老枪？即或有之，亦必土气逼人，无待探索。詹乃探索而不得，是可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且妇女之体，神圣不可侵犯，欧美诸文明国莫不皆然。彼中妇女，胸乳高凸，官厅未尝疑为大土而夺之，若令詹润霖一见，不知又将若何探索矣！然而詹润霖胆大妄为，习恶成惯，安知他日不酿重大之交涉耶？詹润霖者，女界之公敌，国家之祸秧，宜骗驱入浴堂，罚充堂官，以成其采葑采菲之志。”

除了利用权力骚扰妇女外，更常见的腐败可能是借端敛财了。《申报》在3月27日的报道中，提到湖南省，自烟禁愈发严厉以来，“一般贪鄙龌龊之夫，多方运动，派充烟委至各州县，任意吓诈，酿成巨祸，地方公民大为不平，以致各属烟委被控彻究者，前后不下数十起。”其中，桂阳的禁烟委员还“激成巨变”。

禁烟的贪腐中，也有传奇情节。在湖北省，武昌禁烟局总理张汉，自视事以来，外界认为其尚属积极认真工作，对于查拿私烟一事，尤能破除情面，不畏权要，在当地颇受称颂。“惟该总理封翁素与芙蓉仙子结不解缘”——张汉的父亲喜食大烟，所以每次所查获的私烟烟膏，“均以供乃父甘旨之需”。

有阿芙蓉癖好的不仅是官员的父辈，还有公仆本人。前任郧县知事邢子文即是其一。因为湖北省查禁严厉，烟土购买不易，他于是走禁烟局总理张汉父亲的关系，获赠土膏数十两。邢知事多次索要烟土，均能如愿，所以对朋友多次歌颂张汉父亲的恩惠，使外间得知此事真相。（《申报》1913年3月10日，《禁烟总办私收烟土奇闻》）

禁烟行动不仅涉及公权力的运用，也必然和商界发生联系。药店售卖的戒烟药丸，常常混入烟土吗啡，名为戒烟，实为变相吸毒。《申报》2月15日的短评《禁烟之要点》，即有感于药店伪造药品：“禁烟有禁种、禁卖、禁吸，而禁吸之中，以调查私食为前提，以取缔药品为补助。调查防骚扰，药品防毒质。盖禁烟所以富国民，而骚扰则适以危之；禁烟所以强国民，而毒质则适以害之，均非禁烟之本旨。是故不肖之调查员，伪造之丸药店，均宜严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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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调查员可以为非作歹，竟至衍生出一种职业。

1913年1月11日，《申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招摇撞骗之禁烟人员》的消息，讲述的禁烟怪现状，触碰的正是此类群体。

1月9日午后，江都县人夏茂岩来到城内禁烟局，手持自己的两张名片递了上去。上面分别写着：江北公所干事员兼查沪上膏土人员等字样。他面谒禁烟局严局长，自称对沪上禁烟事宜颇为熟悉，要求被录用。严局长接阅名片后，大吃一惊，因为名片上所书职权是禁烟局所垄断，想来此人一定是冐充禁烟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居然还敢来局要求录用，实属胆大妄为，当即将他拘留，亲自解送到上海县公署，要求严究。

这篇报道称，夏茂岩又名爕堂，一向在外冒充禁烟局调查员招摇勒索，受愚者已不计其数。因自觉并无调查员之凭证，终归还有不便，所以才选择到禁烟局向严局长索取委任凭证，没成想严局长大怒，送其到上海县公署法办。后经县知事吴君研讯，夏茂岩供称，他是镇江人，此前做客栈生意，因此与贩运烟土之人认识，此次有朋友田仁林介绍与调查员王文绍接洽，而后由商人指引到大和轮船及十七号门牌等处，查获私土洋烟各物。但该调查员并无酬劳给与商人，不得已才亲自到禁烟局中禀见局长，并无别情，求恩宽恕。吴知事“以夏所供一切，显见在外招摇，本应究办，姑念一再苦求，从宽判具改过保证，押候交保开释。”

这则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是，禁烟有利可图，以至于催生民间勇士假冒执法人员，借以谋利。

与此相类的另一个案件是，邑庙东房住持胡松林（又名胡墨卿），虽然是个道士，但同样私藏烟具，结果被禁烟局调查员查获，拘押后函送地方检察厅，后交保释放。此案发生后，即有人找到他，以公关地方检察厅将案子搞掂为由，骗去五百元大洋。谁知1月11日中午，检察厅长陈松生又指示巡警，将胡松林提案预审，判令收押，并缴保证金一百元再行交保，等候起诉。胡松林的家属听后，当即筹齐保证金，将其取保。胡松林这次取保后，立即找骗钱者理论。此事被检察厅长陈松生知悉后，派员前往调查，要求次日禀复，彻底究办。

假冒禁烟执法者一定非常众多，以至于《申报》还特别刊发了一篇来函，提及“禁烟注重之点”：“禁烟要义，一而当严治违抗命令者，一面尤当重办招摇撞骗者。盖禁烟令之破坏，往往不破坏于多数违法吸烟之人，而破坏于一二假冒禁烟之人。有此一二假冐禁烟者混近其间，则地方必至骚扰，而一般违法吸烟者转得以禁烟骚扰为借口，甚且因骚扰而酿成巨祸，于是禁烟之命令以破，而禁烟之前功尽弃。夫禁烟而至骚扰地方已大戾立法之初心，至若因此而酿成祸端，尤非禁烟者始愿所及。然其端每起于误听一二细人之言，当局者不可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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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全国局势复杂，各地匪乱不断，官民冲突严重，反弹强劲，为禁烟增加了难度。

1913年1月，《申报》刊发了四川宁远府知事杨焜向上级呈报的文书，内称：宁远府地处边隅，纵横千里，万山环绕，汉夷杂居，医馆、教堂无处不有。承平之际，施治尚难，1911年秋张耀堂之乱时，“夷匪汉奸乘间窃发，雠教戕官，贻祸极烈。虽匪党扑灭较速，而地方乱离已甚，逃亡迁徙十室九空。反正以来，人民尚未营业安居，夷匪又复乘隙蠢动，劫掠径起，掳掠频闻。”

这是宁远府禁烟的大背景。在政府剿抚兼施、宽猛相济的政策之下，近来始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地面虽渐宁靖，而民权又复膨胀，抗官藐法，植党营私。禁烟之令累申，私种之弊未绝。以嚣张为平等，以放任为自由……兼以会理夷人，正肇兵端边地，匪番尤思蠢动，兵单力弱，防范难周。饷匮财艰，度支益窘，征收则知绌日见，支拨则应付俱穷，挪移既格于定章，请领又难济急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严厉的禁烟，触犯烟民和商人利益，怕会激起民变。宁远府知事的这种担忧，也被上级所理解，要其“将驭夷、治民、治边、理财各要政，分别缓急，次第举行。”

说禁烟会激发民变，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在河南正阳，就发生了一起骚乱。

禁烟委员张宝真因协同县知事张仲友、警务长兼戒烟局长王桢，筹备禁烟事宜，在戒烟局成立之后，雷厉风行拿获烟犯、封闭烟馆，而激起“该县巨恶袁文海”的反抗。据王桢、张宝真对上级的汇报：1913年1月5日，“巨恶袁瀛洲之胞兄袁文海”在南关街所开烟馆，暗中仍未闭歇，禁烟委员等督同警兵，查获烟犯马希贤，据其供称，自己买了袁文海烟馆的烟膏。1月9号，巡警盘查烟犯李天文、李天冶，他们仍称在袁文海烟馆买来烟膏。执法者遂带同警兵县队，前往袁文海家搜查，结果搜出烟具、烟膏等件。不料他的弟弟袁瀛洲，带领团防，布满街衢，把禁烟委员张宝真等毒殴一顿，并将烟具、烟膏和烟犯一并劫去。张宝真幸被队勇施救，逃回县署。但喘息未定，袁文海又带袁瀛芝及团防四十余名，携带军械入署搜寻，张宝真等人无奈逃至民宅陈姓家躲避。县知事张仲友出面禁止无效，袁文海等人将署内门窗捣毁，又至警务公所及戒烟局，把器械财物都碎抄一空，将烟犯二十余人劫走释放。（《申报》1913年1月27日报道，《正阳县禁烟风潮》）

安徽在这一年也发生禁烟局长被殴事件。被欧者是安徽省第二区禁烟分局局长，名叫刘健。他在五河县城内张姓家查获烟土烟具时，张某招集了邻近数十人，将刘局长的军服和手枪抢去。刘局长所带兵士也大半受伤，他本人左膀折断。事件过后，刘局长将情况向安徽都督柏文蔚做了汇报，柏都督命令五河县知事查明详情，具实禀报，进行查办。（《申报》1913年3月5日报道）

禁烟的历史贯穿了整个20世纪，清末民初的举国行动，并没有令鸦片根绝。在这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曾为此付出过努力。及至今日，华夏大地上吸食毒品的群体仍然存在，但其普遍性已远不如民初。

（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文姊妹篇：

http://hanfudong.baijia.baidu.com/article/7743  民国禁毒，帝国主义人民帮大忙

http://hanfudong.baijia.baidu.com/article/8432  民国禁吸毒，公务员要写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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