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间，您就交了税

话语间，您就交了税

端木赐香 百度百家首发

上文说中国人天生两套语言系统。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话语捐，或曰话语税。

我们先来看看王小波是如何说的。他说：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暖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王小波话语的特点就是绕着弯儿的骂人，比如“帝王将相”之典。在这里，他虽然没有骂人，但还是绕弯儿了。

第一，他认为中国的话语世界是两极化的，一极是圣贤，人家那话都是自愿捐献的；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话才是被强征的税金。

第二，在这两极之间，由于捐税主体的稀里糊涂，所以导致所交的话语捐税性质不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

第一类里，不管是圣贤，还是沉默者，应该都是智者。他们知道，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知道自己说这话是为了什么意思。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意思，更清楚地知道他人什么意思。

这一类里，我们可以各举些例子。

那一极的，可以举出个周公。周公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始祖，什么敬德保民，以德治国，讲得天上直掉星星，之后学他的人多了，而且越学越小样儿；可是另一极里，也有沉默的智者，比如老子和庄子。老子本来不打算说话的，可是看那一极折腾得挺欢，就写了《道德经》，专门跟这类圣贤对着干。那一极的人仁啊义啊道啊德啊啰嗦不清，他冷不丁给他们一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之后是庄子，说得更狠了，劈头盖脸给那边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两人的话翻译成普通话，其实是这个味儿的，老子曰：“狗屁，就是啥都被你们玩没了，你们才提倡仁义道德的，也不害臊，臭不要脸的”；庄子曰：“狗屎，最缺德的人，才能当上诸侯将相；官职越大，道德愈多，道德还不是你们批发到自己家的！你们卖德者，不如卖淫者呢！”

从这两极的对话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与小波所说的状态稍有不符。一是那一极的圣贤好歹还算真正的圣贤，似乎也不算装逼。不像现在，人既不是圣贤，但装逼却是真正的装逼了，人称道德逼。比如某候门家的道德小姐！直接恶心倒了十几亿人民！二是这一极的沉默者，并不需要上交话语捐税，你看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不用上来先表态，说什么周公的以德治国，我很看好，举双手支持，下面我说一些具体的看法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级领导批评指正。云云。一句话，那边不像是装逼；这边也不用硬着头皮违心地交税！

那么什么时候那边开始纯装逼，这边又不能沉默了呢？我觉得应该是大一统之后的事儿了，而且统得越一，那极也越得装逼，这极也越不能沉默。用现在的话话，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脑袋。那一极的人越来越装，这一级的人，还越来越不能沉默；那一极的人，由圣贤下跌为流氓，这一极的人，只好摇身变作纳税大户。例子我就不举了吧，从建国前的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向组织表忠心，如何希望写了检查交了重税就能蒙混过关的，太多了。有些知识分子三番五次的重复交税，就是过不了关。终于经受不住种种苛捐杂税的勒逼，自己把自己勒死的也不少见。

小波说的第二类，就是话语捐税性质不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的。于今倒是多见。

为什么性质不明呢？

一种是捐税主体比较愚或者比较幼稚，只能是习惯性的格式化的表态，稀里糊涂的交税。比如我小时候写作文，开首必是“在以华主席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邦，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云云。然后才是自己的话，比如今天我喂猪了等等。当然中间也可能没有自己的话，全是税，比如我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了，搀老太太过马路，虽然我们村里既没马路，老太太也不用我搀，但我知道作文里必须有马路，老太太不过街我也得搀。等结束的时候，还要自觉的再交上几厘重税，比如“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为了美好的未来——2000年而努力奋斗吧！”现在2014年了，我也没发现什么美好，真是闪了我的小蛮腰。那时候以为到了2000年，什么四化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实现了呢！

再比如现在的一些穷困孩子，得了社会的捐助，电视台要求孩子说几句话吧，可怜的孩子也是“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X主席”云云，偶而出个偷税漏税不想如此感谢的，比如那时候的刘晓庆和现时的李娜，你看组织多不适应！这两位好歹是大姐大，能挺下去，有些小姑娘就挺不下去了，改嘴了。比如冬奥会冠军周洋就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过：“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周洋母亲则说“孩子不善于表达，才18岁，经历少，很单纯”，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孩子妈也不懂行情，领导哪里是挑字眼，就是发现你没有交税，心里不舒服嘛，于是以后，周洋乖乖地补税了，做客某网站时重说了一遍获奖感言。这次，把国家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支持者、教练、工作人员。爹妈则被小姑娘踢到最后了。组织上这才舒坦！

一种虽然不稀里糊涂，但是深刻地明白，交了税，才能说些自己的话。比如我们身在组织的各种个人鉴定，与年终述评。开首都要声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云云。我大学里就不愿意交这种税了，偷税懒税又不可能，于是玩另一种赖，现在想来，就是弄一布袋一分钱的小钢蹦，或者一毛钱的残缺毛币，你捡去吧你。或者是挤眉弄眼嬉皮笑脸地给你交税，你认为严肃的事情，我给你弄得滑稽些而已。记得那时候自己最得意的两句话是这样的：“我不关心政治，但政治老关心我”；“除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它啥原则我也不坚持”。

有时候有些同志在这方面交税交得还很过，让领导都觉得可笑。比如我们单位某次评职称述职，一个新来的年轻老师，替一个没法参加开会的教师念他的述职材料，小伙子念开首的话语捐，念得那个慷慨激昂，满面红光，结果没念完，就捣得大家轰堂大笑了，领导都不好意思了，说：这些虚的可以少念，直接念材料吧。所谓的材料，当然是你的业务成绩了，上课与科研。所以你这个话语捐，还得交得适度，不显山不露水，几句格式化的话带过。强调，或者夸张，就会让它变成一件可笑的事。虽然很可笑，但又必需交。评职称虽然着重的是教学与科研，但是政治永远是首位的。有时候即使你交了话语捐，组织上也可以说你政治不过关。甚至上讲台都没你的份儿了，直接踢出局。这就是中国规则的奇妙之处。

如果放诸于两套语言系统里，我觉得一种是官方话语，也可以称之为鬼话；一种是民间话语，也可以称之为人话。

官话和鬼话，是你的话语捐；民话与人话，才是你正在的话。那么，现在你可以盘点一下，你是话语捐的纳税大户？还是经常的偷税漏税户？你是被迫交的税？还是自觉交税的模范户？被迫交税时，你又是如何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