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标”、燃草纸、烧冥币、焚纸元宝、上香、放鞭炮、鞠躬作揖……然后族人聚桌而食。在姜坝,这被称为“做清明”。
日暖天朗,风和雨沛;草已尽绿,木咸丰茂;青翠山川,河流欣然。眼前的万物都已经清洁而明净,清明到了。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南宋诗人高翥(1170~1241)的《清明•南北山头多墓田》被人翻译为:清明这一天,南山北山到处都是忙于上坟祭扫的人群。焚烧的纸灰像白色的蝴蝶到处飞舞,凄惨地哭泣,如同杜鹃鸟哀啼时要吐出血来一般。黄昏时,静寂的坟场一片荒凉,独有狐狸躺在坟上睡觉,夜晚,上坟归来的儿女们在灯前欢声笑语。因此,人活着时有酒就应当饮,有福就应该享。人死之后,儿女们到坟前祭祀的酒哪有一滴流到过阴间呢?
在我的家乡姜坝,清明上坟是不会“纸灰飞作白蝴蝶”的,在深深的油菜花地里,坟墓深掩其中,燃起来的纸钱难以飘摇出来,只会听见四处油菜地里的鞭炮声响。
一
祖坟地,在族人的口中称作坟山,择地于山丘之上,坟基居高临下,多半是面向湖水的向阳之地。
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清明时节,位于姜坝西北的“周各边”,都是我祭祖时首要前去的墓地。这里是周氏二房昆公世袭昭文公派的近世祖坟山。我的天祖父周庭昌、高祖父周忠惠、高祖伯父周祖惠等八人葬在此处。
庭昌公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九月二十七辰时,殁于民国五年丙辰十月十四戍时。其父(即我的烈祖父)业儒。庭昌公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咸丰五年以农人凄惨闻世,地震、旱灾、瘟疫横行,安徽则春荒。曾国藩在三月初四(4月2日)家书里说:“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则皆人食人肉矣。”【注释1】虽然,天灾人祸,还有太平战事,庭昌公不仅活了下来,还是国学生,娶有两房夫人——王氏、廖氏。
2014年4月1日,沿着曲折的地间小路,我来到了“周各边”。母亲相信迷信,大概在十多年前,她听说,天祖父有两个夫人,风水师告诉他,因多年都未给小夫人上过坟,恐对家人不利,于是她要求我必须先给廖夫人上坟,再上其他七位先人的坟。
其实,此处的祖坟山,已是一块两分大小的耕地,种满了油菜。在微风下,油菜花摇曳着,呈现出一片片黄色的海洋。在平坟运动中,这些先人的坟茔被大不敬地破除掉,墓碑被拆下抬走,砌成洗衣塘;墓冢被土填平,辟为耕地。在破除封建糟粕的号召下,祖已不祖,虽有宁可卖房当屋,也不能自卖坟山的传统,但是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礼崩乐坏,宗族崩溃的已经无力抗争。随后,这块地便不再属于我股族人了。
在大概的茔地上,插上“标”、燃草纸、烧冥币、焚纸元宝、上香、放鞭炮、恭恭敬敬地鞠躬作揖……我给这八位逝去的先人上了坟。以前,则要带上酒、肉、鸡、鱼等三牲祭品,三叩九拜,行跪拜的祭礼。
在姜坝,这被称为“做清明”。
我原本计划于4月2日“做清明”。4月1日早晨,大姑周小兰告诉我母亲说,明天是神仙节目,农历三月三,“你烧的纸钱,收不到。”民俗认为,三月三是“鬼节”。有传说:这一天晚上,月黑风高,若从农房的后窗户向外探视,可见星星点点的“鬼火”,那即是各种魂灵因地气上升而四处游荡的显现。“三月三”这一天,母亲做了米粉粑,据说可以“粑魂”。
小时候,上完坟后,一个股里的族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饭,同祭“清明”。毕竟,这是一个既有祭扫先人生死离别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欢笑声的节日。据说,在旧时,一个宗族的人们聚居在一起召集全体男丁抬着猪头、整羊、鸡鱼等祭品上祖坟山去“做大清明”,先人吃后才能分食之,但在姜坝多是丢在坟头上。1949年后,“做大清明”已被禁绝。当下,“喝清明酒”重回生机,“在过去女子不能上桌,红丁才能上桌,现在计划生育了,也不论了”,大妈告诉我。
“做清明”,在清明节的前十天、后十天均可。4月5日清明节这天未到,鞭炮声就已经在村头巷尾此起彼伏了。在姜坝,上坟必须在早晨进行,如果超过12点,那是对先人的大不敬。“标”是清明坟头上必备的祭品,挂纸钱于坟上,即“楮标”,预示子孙繁衍,不是荒无人祭。
我的曾祖父周獣鸣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七月十五未时,曾祖母唐彩云生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初八戍时。高祖父周忠惠育有四子,獣鸣系长子,其余三子为虎鸣、豹鸣、象鸣。按照取名规则,族中还有鹤鸣、凤鸣……
曾祖父獣鸣公我没有见过。我对曾祖母的记忆,却是她病逝的时候,我靠在阴暗的房间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老人,对周围应该有的哭声却是全无记忆。再后来,在下葬的时候,我按照大人的吩咐,撒下了一捧土,忘记了是不是子孙里的第一捧土。
此刻,我却是先要去给爹爹、奶奶上坟,他们永远安息在“宋各边”,从周各边,穿过田埂,经过大坝埂,便是宋各边。爹爹健在时,就带着我,按照这个路线上坟,不仅是顺路,也是传承。同时,这里还有曾祖父的二弟虎鸣夫妇和三弟豹鸣的夫人,以及父亲。
在姜坝,方言里称呼祖父为爹爹,其兄弟则依次为大爹、二爹、小爹。我的爹爹周长年,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初八酉时,奶奶郭早花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廿四未时。爹爹兄弟二人,有弟周闰年,过继给周祖惠为嗣。
姜坝地处长江边升金湖畔,丘陵地貌。由于油菜花的野蛮生长,地间的小路更是不好行走。带着祭品,晃晃悠悠的沿着花丛中缓慢前行,脑子里浮现出爹爹奶奶生前摸样。他们二人在一起,多半是吵架的,但是爹爹去世后,奶奶躺在火桶里告诉我说,“我总觉得你爹爹出去戏(玩)去了。”未几,奶奶于正月初十日呕血离世。
去给爹爹和奶奶上坟,我心里升起了无限的愧疚。我自幼在其身边长大,是这个国家第一代留守儿童。在1999年、2000年,爹爹和奶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相继离世。甫时,我正在就读大学二年级。此前,我忙于应试教育,后又在外地上学,更早则不谙孝道,所以一直没能尽到赡养之责。再后来,我大学毕业,有能力尽孝时,子欲养而亲不待,二人已经去世多年。对于这份缺憾,曾经伴随我无数的暗黑深夜。
与爹爹同龄的小奶(即小爹周闰年的夫人),属猪,2014年已是91周岁。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小奶喃喃道:“你爹爹奶奶去世的早,没沾到你的好处哦!好处都被我沾了。”其实,她哪里沾得什么好处,小奶这么说,意思是她那一代人已是悉数凋零了,“我一堆做事的人都不在了”。
人生的向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亲人的离去。父亲周宗武的离世对我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我没有想到,远近以身体强壮闻名的父亲,会在短短15天内被胰腺癌夺去了生命;我更没想到,身体强壮的父亲在北京301医院,没能等到手术的那一天。
在爹爹、奶奶的左边,父亲与他们一样,面朝家的方向,长眠于斯。当我临近这片土地时,满眼凄凉,油菜遮掩住了低矮的坟茔。我还没有给父亲立碑,墓碑的前方几乎长满了油菜。
我使劲地拔去周围的油菜,默默地烧纸钱。父亲生前,他并不相信这些,而我却无法不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看着低矮的坟茔,我内心的悲伤却无处化解。不同于明季《帝京景物略》所述的“三月清明日……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在姜坝,清明节虽然也能在墓地添土,但多半是要“看日子”的,需在依“日子”请人进行,墓主亲人子嗣不能亲为。
我离开“宋各边”,到了临望升金湖的“蛇山头”,曾祖父母的墓就在这里。这里也是周氏族人的百年墓园。这里坟茔林立,“蛇山头”与“警察来了”一样,是个吓唬啼哭幼儿的阴间地盘。除了曾祖父母,小爹周闰年也埋葬在此,还有我出生数日夭折的妹妹,不过,葬处无考了。
听族中长老周东升先生说,曾祖父獣鸣公生性顽皮,不爱事农,高祖父忠惠公带着他的长孙——我祖父周长年做农业,并在升金湖上打渔。印象中的高祖父体瘦,待人和蔼,衣着整洁。
依然是插上“标”、燃草纸、烧冥币、焚纸元宝、上香、放鞭炮、恭恭敬敬地鞠躬作揖……赶在日上三竿前,我和姑姑周桂兰告别18位先人,回家了。
在清明节这天,还有重要的内容,姜坝人家必须在门头上方插柳。当地民谚说:“清明不插柳,死在大门口;端午不戴艾,死在大门外”。传说,插柳可避邪御灾,旧时还将柳叶插于头上。
4月2日,在大伯周神武的陪伴下,我来到了父亲的出生地——窝周。窝周是原姜坝乡属地,离姜坝村3公里。
祭拜祖堂后,我前往已有千年树龄的大朴树下。这里是附近五公里内周姓村庄的始祖地。周姓迁徙此地的一世祖荣甫公就是在这里落脚,繁衍,然后迁徙周遭四处。
朴树下面是一排周氏始祖的坟茔,爹爹奶奶及其父母的茔地都在其中(因为父亲入赘到了姜坝,所以我称外公、外婆为爹爹、奶奶)。在清明节,我是第一次来祭奠窝周的爹爹奶奶。哪些坟墓需要烧纸作揖,大伯一一作了安排。
我发现,在这个始于明初洪武年间的村落,现存最早的墓碑立于1819年,墓碑上写着:“皇清嘉庆二十四年”。
正所谓:
是的。白居易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寂静无声。无论在姜坝还是在窝周,面对一抔黄土,冰冷的墓碑,生离死别的痛楚犹如电击般重温。
这世上,斯人已去,生者前行。这时节,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这时刻,祭上坟茔,出户踏青;这时,慎终追远,绳其祖武……
是为甲午年清明记。
注释1:8月23日(七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另函中说:“各县禾稼,前伤于旱,继而蝗虫、阴雨,皆有所损,收成欠薄。”至翌年年初,曾国藩在致骆秉璋函中尚忧心忡忡地惊呼:“尤可虑者,上年安省秋收不及五分,又多荒芜未种之田,南北岸诸军十万余人,兵食甚觉不敷。” “数月以后,饥荒不堪设想。”但尤为严重的,是发生了蔓延极广之瘟疫。
2014年3月30日-4月2日,初稿于姜坝
2014年4月 4日-4月5日,二稿于北京
2014年4月 5日-4月6日,三稿于天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及时联系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