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
还没有做官就暴发官瘾
文/廖保平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
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汉朝的时候,还没有科举,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经朝廷考察属实,录用为各级官员,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南宋的时候,官方推崇理学,懂理学容易为官,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将亲子卖掉换鸦毒资,也不会将亲子埋掉。官瘾猛于毒瘾,为了能做官,一切为了做官,必然屈膝卑躬,钻营打洞;必然视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必然人性扭曲,价值混乱,撕毁人格;必然一朝把官做,大肆来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做官之前就有官瘾,一旦暴发起来,就出会现多种“症状”,除鲁迅所列举的“症状”外,《清代野记》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官瘾已经发作的人,其“症状”让人啼笑皆非。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微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耐不住了,前提过起官瘾,他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这哥们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可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坐,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这样一场假戏,张传声每天都要演一回,当作“岗前培训”,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每天都过一下官瘾,他才心安理得地乘轿出门拜客。
这张传声既已掏银子捐了官,为啥不直接上任一解官瘾,还要“侯缺”?因为古人入仕,除了科考,还有捐官、举荐等途径。刚开始时,职多人少,一旦考上、捐款、举荐就可以做官,后来僧多粥少,科考中举、捐款到位、举荐有人,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敲门砖”,离做官还早呢。
拿科考来说,就是参加了殿试,“状元及第”,“钦点翰林”,也要排队做官,经由吏部铨选,定期“掣签”(让士子抽签以确定做官的省份)而后分发,什么时候能候选到,就看有没有职位空缺出来。所以士子们壮元及第后,没有轮到掣签分发,也要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候”着。
捐官就更是如此了,这叫“赀选”、“捐纳”,是帝国时代朝廷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的一种方式。科举时代捐官不算正途,受人轻视,人家考试出身的才是硬本事,根正苗红,是谓清流,你们这些买官者只能是浊流。可是捐官毕竟比科考容易,买到官帽就不同于寻常百姓了,身份地位一下子拔地而起,买官之路甚是拥挤。
古人做官“七十致仕”,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或是政府新设职务,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退出一人进一人,那么多人花钱买官,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没有轮到就死等或“等死”。有统计显示,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知府20多人,通判、知州、知县多达400多人,以至于“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冻馁而死”和“孑然一身,典质俱尽,自刎而死”。(转引自宋庆森《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中国方正出版2010年8月版)意思是说,排队做官的人太多,有一排就排了20多年,仍未得做官发财,补给跟不上,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最后要么饿死,要么自杀,被官瘾害惨了。相比之下,张传声这哥们家底殷实,还有能力在家里自导自演,暂时不用担心冻馁。
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都未中,虽然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了,但官瘾太大,还是想做官,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赵之谦不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不过赵之谦算是幸运的,没等几年就当上了知县,很多人等得胡子都白了才等到。但国人官瘾如此之大,为做官活埋亲子都做得出来,哪里又在乎漫长的等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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