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全球随地大小便之都

印度德里市的居民诺吉·沙玛最近这几年过得很不愉快——路人经常在他家的外墙小便，屡禁不止。沙玛先是奉上一杯“敬酒”，在墙上绘制了神像图案，希望路人看到神像而心生敬意不敢冒犯，或者被激发不作恶的善念，但是，这作法收获甚微，往往每一天早上，神的身上也尿迹斑斑。于是沙玛又拎出一杯“罚酒”，他在墙上画了狗和驴子的画像，直接用文字把随地小便的人比作狗和驴，但这作法同样失败了。在自然的召唤来临而又无以释放之时，看来敬酒罚酒都起不了作用。于是沙玛和邻居一起向德里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颁布禁令：禁止在他家外墙处小便。而法官们驳回了他的申请，理由是：“男人随地小便的问题得用其他方式解决，法庭当然无法确保出门在外的男人拉好裤链。”

“随地大小便”问题困扰印度已经很多年了——从少数有识之士认为此举不妥开始：早在公元前300年，古印度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卡欧提略就对露天排便提出了批评，并试图推动国民做出改变，但未成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最新报告，超过58%的印度人口在户外大小便，约占全球在户外便溺人群的五分之三。两年前，印度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部长兼农业发展部长曾经不无羞愧地说：我们是全球“随地大小便之都”。他曾经推进一项改革方案，打算拿出15亿卢比（2800万美元）来，两年内在国内多个乡村建立10万座生态厕所。现在看来，这个方案推进得着实有些勉强。

事实上，几乎全球的所有城市，都曾经历过令人难堪的“随地大小便时代”。几乎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巴黎因其繁华，一直卓有“随地大小便之都”美名。与印度的这位沙玛老爷类似，很多不厌其烦的人会在自己的地盘边上容易被征作临时厕所的地方涂上朱红色的十字标记，并广为宣传：在红色十字标处便溺会冒犯神灵，同时会被处以罚款。有用吗？当然没有。

中世纪的巴黎不只是有随地大小便问题。各家住户从自家阳台往大街上倾倒人粪尿，想来应该是个更大的问题——在1270年巴黎曾颁布过一项法令：“任何人均不得从楼台窗户倾倒‘水’及‘粪便’，白天晚上均不可，否则必会处以罚款。”大概100年后的又一条法令，足可说明前面这一条的执行情况了。这条新法令说，“如果你事先大叫三声‘注意啦！要倒尿啦！’就可以从楼台窗户倾倒尿粪。”依稀记得有部小说讲某女勾引某男，就是先自阳台上将自己隔夜的尿倾倒下来，正好兜头浇在某男的头上。（于是你知道了潘金莲对西门庆有多么文明。）

平民如此，皇宫内院的情形，却要严重得多。1670年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在宫廷的里里外外，在四处的走道和门栋后面，以及几乎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见数千堆粪便，会嗅到臭不可闻的气味，这是那些生活在卢浮宫的人，以及每日上朝的人的自然需求所引起的。”相比而言，在公元一世纪时的古罗马城的人更显机智，因为一直有人随地大小便，皮革厂子的老板灵机一动，在街角上摆满了尿瓶，然后把这些尿液收集回去，帮助制革和织布，长年下来，居然省掉了一笔可观的成本。

为了解决巴黎人民的随地大小便的问题，有无数仁人智士在积极开动脑筋。达芬奇就曾经设计过不止一种冲水厕所，想法也很天才，惜乎太过超前，但总算给了后代不少启发。到了今天，在科技以人为本的驱动下，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或者说终于控制在了一个文明而体面的范围内。印度的悲剧于是更显悲伤：解决方案如此成熟，他们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厕少，收费贵，君不见很多号称彬彬绅士的西方男人到了印度，也不免入乡随俗地成了“随地喷水龙头君”？

仓廪实而知礼节。对一个有近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来说，“随地大小便”似乎还远不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新近所得的“强奸之国”声名相比，随地大小便至少还有些乡野之趣、朴实之风。

（帝都随地小便图，楼主本月摄于五棵松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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