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赞美宋美龄

（照片为宋美龄、宋蔼龄、蒋介石、宋庆龄重庆合影）

冰心赞美宋美龄

张耀杰

谢冰心与宋美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的校友，通过这样的一层关系，冰心、吴文藻夫妇抗战期间一度受到国民政府的提拔重用。1948年前后，旅居日本的冰心投桃报李，把“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赞美之辞，奉献给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当时还叫闽侯县的福州市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她的祖父谢銮恩是位私塾先生，与著名教育家严复和著名文学家林纾是同乡好友。她的父亲谢葆璋在17岁时，随严复到位于天津紫竹林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经是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

1921年暑假，冰心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升入由该校与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在读期间她到一位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成为一名宣传博爱福音的基督徒。1923年，冰心得到燕京大学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京大学的余上沅、吴文藻、许地山、梁实秋、顾一樵等100多人，由上海乘坐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此时的冰心已经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离开北京之前的1923年7月24日，她还协助《晨报副镌》开辟“儿童世界”栏目，并于7月25日发表《寄小读者·通讯一》。

抗战爆发后，冰心一家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冰心随后又带着子女迁居于昆明郊外的呈贡县，并且一度在当地的师范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吴文藻一个人留在城里，利用英国庚款为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和改善。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介绍，“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三次会见，地点都是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又称汪山）官邸。

从重庆至黄山，先得坐小汽艇过长江，之后坐轿子登山，由宋美龄的秘书钱用和女士全程陪同。这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会面，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给冰心留下了美好印象：“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她们在一起吃了午饭，宋美龄亲自烧咖啡，请冰心吃她自己做的点心。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宋美龄正式邀请冰心到重庆工作，她认为冰心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里了。冰心虽然认为“即使住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也不能说就不能抗战了”，她还是答应将认真考虑宋美龄的该项邀请。

三天后，宋美龄派人向冰心询问答案。冰心二上黄山，当面向宋美龄讲述自己到重庆工作的实际困难：孩子小、搬家难、身体不太好、办公室坐不长、丈夫正在云南进行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所以她只好决定“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然后做点事……”

宋美龄当场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交通问题，重庆也需要像吴文藻这样做研究的教授，至于工作是暂时的还长期的，以后再商量，“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你们两位能来”。这次上黄山，冰心得以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品茶，蒋介石“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

第三次上黄山时，冰心与吴文藻同行，并且与“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回到昆明之后，冰心、吴文藻稍作安排，便开始抗战期间的第三次搬家。1940年11月，夫妇二人与三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乘坐飞机直飞重庆，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在内的所有行李家具，由一辆大卡车拉走。一家人到达重庆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蒲薛凤，以吴文藻的清华留美同学身份到机场迎接。冰心一家临时居住在顾毓琇的“嘉庐”，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吴文藻的学术参与度和学术影响力，由国内拓展到国际社会。1943年初，他参加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问题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六月，他又参加西北建设考察团，主要负责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调查。1944年底他到美国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还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深入了解美国学界战时和战后的研究动态，从而得知“行为科学”的研究，已经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相互结合的综合性研究阶段。

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和小女儿吴青接到东京。1947年5月19日，冰心从日本东京回国，给宋美龄带回日本《妇人公论》编辑部的约稿信函，其中写道：“阁下曾在本刊（昭和十二年五月号）上，提倡过依靠妇女之手维持国际和平，不幸的是却发生了与日本妇女意愿相违背的残酷战争。今天由于日中妇女合作的心愿，必须确立真正的和平，请您再一次把玉稿赠予日本妇女。”

冰心回国后要求会面，宋美龄很快便安排接见。同年七月，冰心在南京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期间，收到宋美龄写给日本《妇人公论》的亲笔信。冰心将此信带到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采用《赠日本女性》的大标题，刊登了宋美龄的中文原信、日文译文和大幅照片，并且在加写编者按的同时配套刊登了冰心关于宋美龄的第二篇介绍文章《最近的宋美龄女士》。

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在第1卷第1号隆重刊登冰心的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并且在编者按语中专门介绍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儿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冰心的这篇谈话录，是她专门赞美歌颂宋美龄的第三篇文章，其中以生动活泼的口吻高调赞美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在冰心眼里，宋美龄是个大忙人，尽管她把自己与蒋介石的政治活动捆绑在一起，但是，她还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另外一些事情，譬如对中国空军的鼎力扶持，对美国代表及军事高参的关系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慈善抚养，组织妇女团体对于伤残士兵的酬劳慰问等等。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才能，书写着一页页历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繁忙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到她审美品味，她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失其高尚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活泼温和，她的言谈举止总是得体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一年四季的色彩却又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她一般情况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

有一次，美国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时表示：“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宋美龄却微微一笑：“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这些生活细节的同时，画龙点睛地贡献了她自己的高调赞美：“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地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基督徒式的模范婚姻，冰心介绍说：“只有主席出席国会的时候，两人才不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有主席的地方就有女士的姿容，有女士的地方就有主席的身影。……对主席来说，中国和夫人是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尊敬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宋美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中美号’里整齐地放着两张夫妻的床。它们友好可爱地并排着。当飞机飞行时，应该来到两张床上的主人必到无疑。”

据冰心研究专家、福州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在《尘封的美文》中介绍，晚年冰心一直在遮蔽隐瞒自己与宋美龄及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冰心去世之后的1999年冬天，他听说天津有一位废品收购者手上有冰心资料，便和冰心女婿陈恕专程探访。在冰心“文革”时期写下的交代材料所开列的作品目录中，他们意外发现了冰心发表于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的《最近的宋美龄女士》的线索，从而揭开了在日本寻找冰心赞美歌颂宋美龄的三篇佚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