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中的万冰如

“高陶事件”中的万冰如

张耀杰摘编自《民国红粉》

【今天是母亲节，想到《民国红粉》一书中贤妻良母型的坚强女性万冰如。万冰如嫁给北京大学学生陶希圣之后，遇到了非常强悍泼辣的老婆婆。由于万冰如接连生育两个女儿，婆婆便要逼着陶圣希休掉万冰如，由于陶希圣拒绝配合才没有实现。就是这样一位很少走出家门混世界的弱女子，反而保持了一份没有遭受中国传统儒教文化严重污染的美好人性。她和很少走出宫廷的隆裕太后一样，在男权人物不能够担当公共责任的历史拐点上，充分发挥了个人潜能，成功扭转了历史轨道。2014年5月11日。更多内容请见我的相关微信：@yjz1055940216】

万冰如，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乡下的耕读世家。万家从明代起就人才辈出、累世为官，民国名将万耀煌，是她众多族兄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万冰如虽然从小没有进过学堂，父亲万信民却一直鼓励她与姐妹们，在操持家务之余在家里熟读诗书。她因此得以擅长诗词，每遇大事往往出口成章。1918年2月，16岁的万冰如嫁给世代联姻的陶家19岁的读书种子陶希圣。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宗武、陶希圣追随1938年12月19日出逃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参与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方面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征服占领中国领土；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是完全彻底地屈服投降。1939年10月20日，正在上海追随汪精卫集团的陶希圣在写给女儿琴薰的家信中表示：“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11月12日，陶希圣又在家信中写道：“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

带领众多儿女滞留香港的万冰如从信中判断，陶希圣已经产生脱离“汪伪”集团的打算。11月25日，陶希圣委派亲信学生鞠清远到香港告知自己困难状况，万冰如断然决定带领五个儿女前往解救。琴薰、泰来、恒生专门办理休学手续，晋生、范生因年幼尚未入学。用陶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一文中的话说：“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们便出人意外的全家到了上海。”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住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汪公馆里形同监禁的陶希圣，因此获得了搬出汪公馆与家人同住的合理借口。为了进一步打消汪精卫和日本人的怀疑，琴薰、泰来、恒生都到附近学校去报名上学。

1939年12月26日，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基本结束，双方决定于30日正式签字。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警告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从此称病不起，打电话给愚园路汪公馆告假，从而躲过了签字仪式。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的周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于1月5日抵达香港。他们乘坐的轮船离开吴淞口后，陶希圣从船上发一电报向万冰如报告平安。万冰如随即按照事先约定，把陶希圣留给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信件分发出去。1月12日，购买13日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冒险离开的万冰如，得知自己和家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与汪精卫夫妇见面。关于这次会见，万冰如晚年在《逃难与思归》中写道：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我答：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我答：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二千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陈璧君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万冰如离开上海日租界的愚园路汪公馆回到法租界环龙路之后，发电报通知陶希圣自己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1940年1月13日，她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三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18岁的琴薰站在码头大哭，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对哭。一家人再一次走到生离死别的危急关头。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正要前往青岛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以及华北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梁鸿志举行会谈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因此吃下了一颗兵不厌诈的定心丸。在这种情况下，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救出依然滞留上海的两家亲属，以及追随高宗武的几名亲信学生。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秘密联络，协助留在环龙路陶宅的三个子女离开上海。

经过万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两个弟弟的机智应对，陶家三兄妹与曾资生于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铺码头的意大利邮轮，于1月22日上午10时安全抵达香港。

就在陶家兄妹登上轮船的1月20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命令，专程由重庆飞抵香港，准备公开揭露由高宗武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于1月20日当天由专人送达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在陶家兄妹抵达香港的1月22日公开见报。同样是在1月22日，陶希圣、高宗武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

日本方面与汪精卫之间被称为“日汪密约”的上述文件的公开揭露，在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对于汪精卫一方卖国求荣的当事人，更是造成沉重打击。该项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高陶事件”。在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并不是主要当事人高宗武、陶希圣，而是成长于湖北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