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与陆侃如读书进取

（陆侃如与冯沅君学习八大文件）

冯沅君与陆侃如的读书进取

摘录自张耀杰著《民国红粉》

1923年10月和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一部作品。其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期部分女生的情感实录。1924年2月，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在上海《创造》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隔绝》。《隔绝》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

冯沅君的自传体处女小说《隔绝》中的婚恋故事，是以女主人公隽华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在外地读书的隽华，与“精神是绝对融洽的”恋人士轸坠入爱河。消息传到隽华母亲那里，她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丢尽了祖宗的脸面，便把隽华骗回家中锁进一间小黑屋，准备明天就交给包办婚姻的未婚夫刘慕汉接走。隽华面对母亲的逼婚忧心如焚，直到前一天晚上表妹偷偷送来纸笔，她才得以通过写信抒发自己的复杂情感。

小说中最为精彩的内容，是对于一段梦境的浪漫描述和对于四段恋爱故事的深情回味。当回忆到士轸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率先做出亲昵举动时，隽华在书信中回忆道：“我生气了回去写信骂你，你约我在东便门外河沿上道歉。……听了你的‘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对于你是失礼的，我只有自沉在小河里；只要我们能永久这样，以后我听信你的话，好好读书’，教我心软了，我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使，立即就允许了你的要求。”

为了“好好读书”的已婚大学生士轸，隽华不仅奉献出了自己的神圣初恋，而且还打算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听悲壮的涛声，看神秘的月色更好，万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万不要短气，你可以将我的爱史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写出。六百封信，也将它们整理好发表……”

《旅行》是冯沅君公开发表的第二篇自传体婚恋小说，其中的“我”是一名女大学生，为了“完成爱的使命”，与已婚恋人“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好多的钱”，实施了一次外出旅行，度过了“梦也似的十天甜蜜的生活”。两个人对外宣称是同学，专门在旅馆里要了两个房间以掩人耳目。即使这样，“我”也依然觉得茶房与表妹看穿了真相，从而被羞涩、心虚、奋勇、激越等诸般情绪搅得心神不定。这种复杂纠结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夜的男女同居中达到高潮：“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独立在黑洞洞的广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来保护我，因而对于他的拥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

两个人在旅馆里相拥而眠，却一直压抑扭曲着各自的性欲冲动，并且念念不忘读书进取的学业本份：“我总是不喜欢他出去，无论是买东西，或瞧朋友。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课，他方面实为我自己怕受独处的寂寞。有一次我正在好好的读书，他忽然因事出去了，我也昏昏的伏在桌上睡着。到我醒时，发现我已在他怀里。所以我总把他爱出去这回事当他的短处看待。”

《慈母》中的“我”即冯沅君为了躲避包办婚姻，“已经在北京整整住了六年”。1923年暑假，大哥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与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硕士毕业的二哥冯景兰结伴回国，把母亲吴清芝接到省城开封安家。母亲来信要求正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回家探亲，冯沅君回家后，在两位哥哥帮助下赢得母亲的同情，成功退掉了包办婚姻的婚约，从而解除了她与王品青一直担心的被强制“隔绝”的危险。《旅行》所记录的，是冯沅君与王品青一起从北京秘密回到开封，参加河南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的真实经历。

随着时间推移，创作《隔绝》时所理想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男女情侣关系，在冯沅群与王品青之间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是在王品青为出版冯沅君的第一部小说集《卷葹》而费心操劳的同时，冯沅君开始移情别恋于小她三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冯沅君当时正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事研究工作，陆侃如在位于郊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他与冯沅君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1927年5月，两个人一同回陆侃如的家乡江苏海门探亲，途经上海时拍摄了订婚照片，陆侃如在照片空白处题写有“红楼邂逅浑如昨，白首同心一片丹”的诗句。

随着王品青失恋死去，他曾经担当过的冯沅君文学作品合作者及经纪人的角色，一度由陆侃如接续下来。在此期间，陆侃如把冯沅君写给他的50封情书，编辑整理为书信体小说集《春痕》，交北新书局出版，并且在“后记”中介绍说：“《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前面已经谈到过，《隔绝》里面的隽华，之所以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是因为恋人士轸当面保证“以后我听信你的话，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一直是冯沅君选择志同道合的婚恋对象的第一指标。她与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学毕业后不再读书进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写给男主公人公“璧”的情书中，反复强调的同样是“好好读书”。“瑗”在落款时间为1927年1月18日的情书写道：“我虽然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三百天是在愁苦中讨生活，然而我仍能读书。……因此，我愿你还是如前安心读书。”在1月20日的情书中，“瑗”另有“安心读书”的苦心劝告：“璧君拿着一日千里的进步的年岁，有二三大师可借问难质疑，住在‘水木清华’的所在，而‘每日价……’实在不应该的。”

对于喜爱读书的冯沅君来说，既志同道合又相得益彰的陆侃如，显然是比王品青更加合格达标的婚恋对象。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和共同兴趣，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风行一时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从此淡出文坛。1931年，上海大江书铺印行夫妻二人共同署名的三卷本著作《中国诗史》。1932年，夫妻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编》，交由大江书铺出版发行。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夫妻二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夫妻二人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屡遭变故，读书进取一直是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的制胜法宝。

1949年政权更替之后，陆侃如出任青岛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5月，政务院会议任命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童第周、陆侃如为副校长。1957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公开号召民主党派讨论“教授治校”问题，包括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在内的少数亲历见证过蔡元培时代的“教授治校”的高级知识分子，颇为认真地响应这一号召，结果就中了所谓阳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之后，陆侃如当副校长时期情感出轨与女下属发生婚外恋情的个人私德也遭到公开揭发。在山东省委副书记夏征农到会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冯沅君公开表态说：“我大半生与‘老虎’同衾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

这里的“老虎”，是冯沅君对于丈夫陆侃如的妮称。1963年，冯沅君被任命为已经从青岛迁到济南的山东大学副校长。1967年，陆侃如被以政治反动和生活腐化的罪名收审关押。1968年，已经提出离婚申请的冯沅君在给陆侃如的回信中写道：“侃如：八月二十日信收到。下午把你要的钱物送上。你想多做好事，这当然好，不过动力不应放在我身上。动力从哪里来？应当从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赎罪来。以后来信信封上不要写教授字样。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罪恶的标志。”

1971年12月，山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决定，对陆侃如“免予刑事处分”，建议原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山东大学给予陆侃如“撤销教授职务”、工资降至高教九级的处分。1974年6月17日，以教授二字为“罪恶标志”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冯沅君，因直肠癌医治无效，在陆侃如的陪伴下离开人世。

1991年5月10日，远在台湾的比冯沅君年长一岁的老同学苏雪林，在致赵清阁信中写道：“尊文中说冯沅君、黄白薇都在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致死。黄白薇我也认识，文章写得并不如何好，……冯沅君则是我北平女高师的同班同学，文笔优美，学术湛深，她丈夫陆侃如，两人都是有名学者，沅君的哥哥冯友兰名气更大。他们兄妹都会扯顺风旗，从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怎会被红卫兵斗死，深不可解。你在大陆，总知道一些，望有以告我。我亏得早早离开大陆。否则十个苏雪林也不够红卫兵的批斗。”

在笔者所见过的所有关于冯沅君的介绍性文字中，晚年苏雪林的这一段话堪称是最接近冯沅君精神面貌的盖棺论定。只是苏雪林所说的冯沅君“在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致死”并不属实，应该是信息闭塞情况下的以讹传讹。无论如何，对于今天的在校学生来说，冯沅君和陆侃如对于学业与恋爱的理性取舍，依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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