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在哪里？

(后排左三为王东成教授。2009年通州星湖园合影）

王东成：特别强调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博客中国“新文化运动路径选择”专家讨论会发言

博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专家讨论会

时间：2007年9月22日

地点：金码大厦三层303室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68157.html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我觉得启蒙运动还要有，鲁迅对人类社会还是有巨大影响的，我觉得我们确确实实这么多年在贬低胡适，抹煞胡适对中国讲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极大的灾难。但是现在我也教书，从我的学生那里我也知道现在的青年学生在消费理念的影响下，我们现在是后极权社会，这就带来了经济上就是消费主义，生活上享乐主义，政治上集权主义。我们的统治者千方百计让人们把自己的经历往享乐、消费上释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有着对鲁迅的否定。耀杰也是这个路，我觉得鲁迅确实到了该被我们重新认识乃至被我们否定和抛弃的时候了，这点我是赞成的。

但是我想的是抛弃什么？批判什么？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鲁迅的观点在当下中国至少有两点不能抛弃。我觉得鲁迅对于当下中国具有反二儒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反侏儒和反犬儒，鲁迅的精神里面有着这个反二儒的宝贵意义。再一个鲁迅有一点也不能否定，鲁迅不仅关心社会公正，还关心灵魂苦难。灵魂苦难是一个更应该被关注的东西，因为灵魂苦难长期存在，哪怕一个社会制度很文明了很进步了仍然有灵魂苦难。关注灵魂苦难这大概是文学家一个特有的长处。这是作为学者的胡适不如鲁迅的地方。我觉得鲁迅这两个意义在当下中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但是鲁迅确实有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他，乃至有些东西不迷信他，抛弃他的东西。在我看来有三点非常重要：

在鲁迅那里改造国民性有余，制度建设不足。就像有人说鲁迅思想往上升没进天国，往下降没落实到宪政。这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不及格的地方，他基本上不考虑制度安排，并且鲁迅在制度上具有非常严重的虚无主义，他不相信制度的。所以他对立人、改造国民性这些东西大声疾呼，但是怎样使人在制度安排下越来越像人，鲁迅思考得太浅，几乎是没思考。这点是很重要的。

再一个鲁迅的思想里是绝望有余、盼望不足。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更多是幽暗、冰冷的东西。就像他自己说只知道人生的前头是一座坟茔。绝望就是绝症，鲁迅整体上非常绝望。他跟许广平说你跟黑暗还战斗，你以为你能胜利，我不是，我只跟黑暗捣乱。这点也是鲁迅和托尔斯泰世界级大文豪相比巨大的差别，也是他没有基督信仰背景有关。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就是仇恨、愤怒不能和爱同时存在。鲁迅是有正义感的，尤其对底层人，但是耶稣高于摩西，慈爱高于正义，太阳照给好人，也照给坏人，无论好人坏人都是上帝制造的。我对十字架的意义一个是向上帝祈祷，二是拥抱整个世界。和解、宽容、宽恕，所以杜光先生刚才也说了其实胡适先生特别强调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因为宽容是由于爱，鲁迅内心深处太不温馨了，他充满仇恨，因此临死他说一个也不宽恕。在鲁迅的字典里，鲁迅的整个精神生命中宽容是他非常稀缺的资源，而当下中国特别需要宽容这个资源。社会个体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都经常发生悲剧，正义的一方由于缺乏慈爱、宽容，在与邪恶势力斗争中被邪恶势力所改造，被仇恨所改造。胡适重视制度安排，胡适有宽容的精神，他是乐观主义者，他内心深处有盼望。反思胡适、反思鲁迅对当下中国的重要意义。

徐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跟张耀杰在读研的时候作为同学的时候，在学术上、思想上是有些交流的。不仅是在品格上有一种认同，另外学术上我们觉得是在一个层面的。虽然这些年他非常努力，一直在追踪20世纪对中国整个制度、政治、文化产生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在做一种深入的研究。

我在诸位老师和朋友面前比较谦虚才比较妥当。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人文社科的研讨会，我的专业是做美术史的，我参加的更多的是美术史方面的研讨会，大家谈的就是画种、人物、画派比较多。因为我从事的研究包括当时读这方面的研究生，也是因为我们所在的研究机构研究在学科上是有偏颇的。我是游离于整个这个范围之外，但是我对这样的话题很有兴趣，制度的层面会对物的层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反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上。比如说我们是打车来的，或者是开车来的，或者是选择一种悠闲的方式进行今天的交流。它反向是跟文化相衔接的。

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像雷颐老师、杜光先生其他几位谈的都非常好，因为他们从思想层面给我们辨析了当时二、三十年代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局面。

作为女性我谈一下中国女性对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汉唐盛世，武则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她是由女性来创造历史的这样一个特例的。到了清代像慈禧太后都可以评述她，她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到了二、三十年代，我研究美术史的起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是对中国文化极大的改变，现在江南明清时期是非常奢靡的。不只是有营养还是毒素都在释放，对汉民族文化是一种摧残。我们中国人在整个民主被屈辱、被掠夺的情况下逐渐有一种自醒。重新看待自己。胡适先生也好，或者是更早的梁启超他们是作为文化人对制度、对文化作一个反思。现在从文化角度看这段历史不得不使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灾难，当时沦陷区像上海、后来的香港地区，包括大西南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刚刚黄钟谈到包括中国以外的欧美也是在战争的情况下获得权利、制度的确立。但是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呢？当时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历史上对她们的评价都不同，这是在政治上比较杰出的三个女性。从艺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出现过丁玲等，从文学角度、政治选择角度她们是不被提及的，但是在文化史上是有价值的。

比如潘玉良在上海美术界有巨大反响，第一个画人体模特的就是潘玉良，这个情况下认识到了现代女性，思想是独立的，在她的画里表现出了女性的自立，女性对文化的自负。潘玉良能被社会评判，是因为她是独特的，让人觉得她是一颗新星可以发觉，事实上她最后走上了不得不出国的道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对女性有一个根本性的否定，因为女性跟男人一样是整个人类的构成。以前用50年代革命的话叫女人是半边天，现在不再提，现在把女性放在一个被嘲笑、挖苦的地位，这是非常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