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得上下折腾乎？

我们还得上下折腾乎？

端木赐香 

继《昨天的中国》之后，著名的“80后”学人袁伟时老先生再祭重拳，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其姐妹篇：《文化与中国转型》。

一看书名，就能猜出袁老的主旨。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良心标杆，近年来，袁老除了梳理近代中国历史，还要不时的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游击队”对决一二。之所以称他们为“游击队”，原因不外是，从晚清到现在，死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不让人家说半点不好的，或者想从垃圾堆里刨些发黄甚至发黑的东西当黄金冶炼的（比如儒家宪政主义），毕竟越来越少了，更重要的是，它们早不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了，更多的在民间，在个体，在小众范围。

但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隐蔽性及反弹力的警惕，出于对国人及教育者容易跌入文化陷阱而不自知的深度不放心，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袁老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游击队”对决的场景。尽管袁老可能与他们私交很好，比如发掘儒家宪政主义的秋风，在我看来，修养确实也不错，但是私谊是私谊，观点是观点，何况袁老所坚守的，乃是学术的良心与境界，用他的话来讲：“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

说实话，在袁老面前，我总是感觉很惭愧。一个年过八十岁的老人了，还如此具有社会担当，热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宪政民主扫清路障。我们后生小子小妞又何敢怠哉？后生不才，只能跟在老人的身后，学习之，壮行之。

文化与制度关系方面，我服膺的是亨廷顿的观点：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换一种说法，就是林肯的那句话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为人和族群性格，才构成文化的核心。问题是这话某些中国人民听了不高兴，给改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也许这样一改，所谓的人民，于自尊方面能挽回一二？至于事理、法理、学理，就都顾不上了。

站在历史的角度，当然是先有人民，才有制度的。只不过，当制度一旦形成之后，它会和文化抱成团，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内部锁定，无从突破，人也顶多能成为悟空，再闹腾也是被套了箍的，闹成后却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用袁老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没有宪政的因子，中国也不可能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提下，自行进入宪政民主社会。问题是不管是晚清，还是当下，总有那么一些“文化游击队”在搞中国式的大探险——就是不出家门，在自家灶炕下挖地三尺，一边挖一边对外宣布：外国的那些东西，中国自古有之；只不过咱没好好玩，却让西方人学去了；咱根本不用向西方学习，都是他们学习咱们；失礼求诸野，咱们把老家底刨刨，随便拾掇两片，就够门脸上挂的了。

袁老一看这种场景，就跟他们急。我也急。历史不是没有给儒家机会，坐了两千年的庄，手里握着让外邦艳羡的人力物力资源，却愣是没玩出啥好牌来，早下庄了，咋好意思涎着脸再来抢庄？袁老的意见是：制度文化退场，非制度文化可随意。我的意见是：一是制度文化退场不易，二是非制度文化对制度文化还是有影响的。比如辛亥革命先是引进了美国的总统制——孙中山做总统时，后是引进了法国的内阁制——听说老袁要代替老孙做总统，革命党赶紧给老袁抽梯子，迅速的把美式总统制改成了法式内阁制，更要命的是，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式内阁制。简单来讲，法国的行政首脑（总统和总理）对议会还有解散权，而中国的行政首脑却只有挨议会弹劾的份儿，对议会和议员没有任何制衡权。所以，制度本身是否优劣、是否适宜且不论，只说非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警惕，其它不说，就是革命党领袖本身的民主素养，就很不让人乐观：

1.同盟会成立时，没经选举，黄兴等几个公推孙中山做总理，跟黑社会选老大似的，缺少起码的民主程序。

2.袁世凯接任总统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定都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按总统制，行政首长不同意国会决议，可以提请复议，但黄兴给议员们的回复是：“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行政方面不同意议会决议，连按程序发个咨文都觉得委屈自己，那半截子法式内阁制下的袁大总统又该是如何委屈呢？

3.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孙中山要求党员按指模，并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类似的例子很多，一句话，当革命领袖本身都被专制毒素浸透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又如何不费尽波折甚至反弹回另一轮的专制呢？

袁老对未来表示乐观。而我是悲观的。文化引进与制度转型方面，有个所谓的严复悖论：

1.任何单项导入西方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引入的每一项因子与制度都需要一系列西方有机体内其他因子的支持与配合。

2.任何全方位引入西方文化因子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子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每一项因子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也同样是不可穷尽的。

严复悖论的第一个命题是单项引进，为了让牛跑得与马一样快把马蹄安到牛身，结果牛既不能负重更不能像马一样善跑；严复悖论第二个命题是全盘引进，把马身上的器官全部移植到牛身，让牛做马。但东西二化绝然相殊，社会乃有机体，在我看来，两个命题各相当于肾移植和骨髓移植。如果把制度比喻成器官，文化比喻成血液，那么制度的转型，还真需要文化的跟进与配型。

文化的核心最后指向的还是人。梁启超当年倡导过新民，严复也认为民智民德民力三者缺一不可，并且提出中国的国性问题，也就是国民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多元性。切换成当下最流行的观念，我觉得就是公民问题。一者是公民个人，一者是公民社会。当个人成了公民，社会有了力量，还有什么障不好破？还有什么型转不过？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得上下折腾！

（袁伟时：《文化与中国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