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与王奇生商榷“新文化”

张耀杰：与王奇生商榷“新文化”

【张耀杰题记：本文摘录于《社会科学论坛》第6期，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希望王奇生教授读到此文后能够公开回应并做出道歉。】

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年前的2009年即五四运动90周年期间，曾经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凭借着《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及其相关演讲名噪一时。我当年正埋头于《谁谋杀了宋教仁》的研究写作，对于此事毫无察觉。直到2014年1月5日上网搜索相关资料时，才意外发现王奇生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并且被编入《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采信借用我的学术观点，却在注解文字中自相矛盾地对我进行质疑诘责，这才促使我上网购买了《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我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从当当网购买两本书——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张功臣的《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订单：7292858266，预计送达日期为：2014年01月06日。共计57元。”

1、《青年杂志》的“低姿态”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时采用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早期《新青年》”，第二个小标题是“《新青年》的‘复活’”。在录入《革命与反革命》第一章时，第一个小标题修改为“普通刊物”，第二个小标题修改为“‘复活’与‘渐兴旺’”。

近年来把早期《新青年》还原为“普通刊物”，把1918年1月作为同人刊物恢复出版的4卷1号还原为“复活”二字加以专题研究和反复强调的，我是第一人。王奇生在正文里面不加说明地采信借用我的观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却在为这句话所写的注解里面评论道：“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是：其一，陈独秀鉴于《甲寅杂志》被袁世凯政府明令查禁的残酷现实，暂时舍弃了批评时政的舆论监督功能。借用陈独秀的原话，即“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其二，在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甲寅杂志》面前，陈独秀采取的主要不是逞强争胜而是捆绑攀附的示弱态度。王奇生不在历史事实层面上脚踏实地地辨别真伪，反而采取“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的所谓“常理”加以否定，显然不是一位历史学者的正当作为。

2、《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列举大量文献资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汪孟邹此前之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自己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的‘金字招牌’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透露出湖南人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借助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王奇生在正文里面再一次采信借用我的结论：“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

但是，在为这段文字所写的注解中，王奇生又开始自相矛盾地提出挑战：“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我所谓的“金字招牌”是把章士钊及其《甲寅杂志》捆绑在一起加以界定的。章士钊成就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即“金字招牌”，是1903年担任上海《苏报》主笔以及1912年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的叠加效应。至少在“批评时政”方面，章士钊190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标志着中国舆论界及学术界的最高水平。汪孟邹在1916年打出“一时中外风行”的广告语时，《甲寅杂志》已经出版整整10期，而不是王奇生所说的“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王奇生如此煞费苦心地既采信借用又要顺手给我扣上几盆污水的相关注解，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很不光明磊落的学术套路。

3、《新青年》的印刷困难

基于这样的学术套路，王奇生在正文里面进一步写道：“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

然后，他又在为这段话加写的注解中断章取义地抄录我的文章说：“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王奇生有所不知，我此前在2007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已经把录入第三章的《〈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的上述错误进行了修改订正。之所以能够改正这一错误，并不是像王奇生那样查阅了此信原件，而是专门到图书馆查勘了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第276页的影印件。事实上，我通过列举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所要得出的结论是：“由此可知，‘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当时确实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的重要标志之一种。”汪孟邹致胡适信的落款时间是不是1918年10月5日，都不足以推翻这一结论。

4、《新青年》的轮值编辑

谈到《新青年》杂志的转型“复活”，王奇生笔下另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人轮流编辑。6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

这里的“全国性”三个字，同样采信抄袭于《〈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王奇生所谓“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脱胎于鲁迅《忆刘半农君》一文的事后虚构。而在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就已经转型“复活”为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的“集议制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在2005年，我已经在台北《传记文学》10月号发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随后，我把该文录入2006年出版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以下简称《历史背后》）第一篇。其中所考证的历史事实是：《新青年》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由于陈独秀被变相免职和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六卷各期没有能够按时出版，时间被拉长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又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该杂志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因此终结。

我揭示这一重大历史真相已经过去九年时间，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被学术界虚心接受。在这九年当中，邵建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冉云飞的《吴虞与北大教授》、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耿云志的《胡适年谱》、唐宝林的《陈独秀大传》、胡明的《正误交织陈独秀》、陈平原为新青年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写作的序言，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在谈到《新青年》杂志的轮值编辑时，都在以讹传讹地沿袭着鲁迅、胡适、沈尹默等人的错话和假话。当下学术界的浮躁盲从之风，由此便可见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