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疲劳#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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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原因#我们团队的人曾私下交流，思维方式这个栏目某种程度上比硅发布原创的很多文章都难，原因是它考验我们巨大的阅读量。

《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是一篇整整2011年我所读到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与我们曾推荐的《他改变了美国》一样，它不容易在中文世界找到。这篇文章来自纽约时报杂志，作者是约翰.蒂尔尼。

它用严密的科学论证讲述了几个观点：首先，所谓“人类的意志力”的确存在，它是一种可以被耗尽的精神能量；其次，任何决策过程都会消耗我们意志力，但意志力可以通过避免诱惑而得以保存。

再次与富人相比，花费大量精力在生活必需品间做选择，是穷人所以无法挣脱贫困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未被引起重视。

#思维方式#是我们新开设的一个栏目。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六篇文章长达一万字，如果你暂时没有时间完整读完它，我也建议你将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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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以色列监狱服刑的3名男子最近被带到一个假释委员会面前。这个假释委员会由一名法官、一名犯罪学家和一名社工组成。3名囚犯至少都已服完刑期的三分之二，但假释委员会只批准假释了其中之一个人。猜猜是哪个？

案例1（听证时间上午8:50）：一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因诈骗罪被判入狱30个月；案例2（听证时间下午3:10）：一名犹太裔以色列人因攻击罪被判入狱16个月；案例3（听证时间下午4:25）：一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因诈骗罪被判入狱30个月。

假释委员会的裁决有一定规律，但这个规律和囚犯的族裔背景、犯了什么罪及刑期长短都无关。研究人员分析了一整年超过1100份的假释裁决后发现：这个规律只和时间有关。

在听证过程中，法官们听取囚犯的假释申请，而后征求委员会其他成员意见。他们批准了约三分之一的申请。但是，囚犯们获准假释的机率在一天中的时间里出现大幅波动。那些在上午较早时间出席听证的囚犯，70%获得假释，而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出席听证的囚犯，获假释者不到10%。

这种规律看来对上午8:50出庭的那位囚犯有利。事实上，他也确实获得假释。而即使另一名阿拉伯裔以色列囚犯同样犯了诈骗罪，且被判相同刑期，当他在下午4:25（不是同一天）出席听证时，情况就对他不利了。

他的假释申请被拒绝。那个在下午3:10出席听证的犹太裔以色列囚犯也一样，而他的刑期甚至还比获得假释的那名囚犯的刑期短。这两名囚犯的问题只在于，他们的假释听证被安排在了一天中的错误时段。

法官的做法并不存恶意，甚至说不上有什么不寻常。斯坦福大学的乔纳森.勒瓦夫与本古里安大学的沙依.丹齐格在今年稍早时都对法官这种裁决规律做出了报告。法官们的裁决是如此不稳定，究其原因，是乔治.W.布什称之为“决策者”的这种职业角色所具有的一种风险。

无论一名法官个人素质如何，裁决一件接一件案子的大量脑力劳动令他们疲惫不堪。像这种“决策疲劳”会让四分卫在橄榄球比赛后半段无法做出有把握的选择，也让财务总监们容易在傍晚时分陷入灾难性的无所作为。

决策疲劳常常扭曲一个人的判断力，不论他是否担任主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实际上，它可能对穷人造成格外冲击。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研究人员也只是刚刚才开始了解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对抗它。

“决策疲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平常很明智的人，会突然对同事和家人动怒、乱花钱买衣服、在超市买垃圾食品、经不住车辆经销商的软磨硬泡而给新车做了防锈处理。不管你努力想变得多么理性和高尚，你不可能做出一个有又一个的决定而不付出生理上的代价。

这与通常的身体疲劳有所不同，你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累了，但你心智上的能量已经减低。你在一整天里做出的选择越多，对你的大脑来说，每做一个选择就变得越困难，而大脑最终会寻求捷径，通常它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里二选一。

一条捷径是变得“鲁莽”：本能地采取行动，而不再花费精力先考虑一下后果。（就这么着，把这张照片传到Twitter上！能出什么错？）另一条捷径是省力的终极方式：什么也不做。省得再为做决定苦恼，干脆避免任何选择。

避而不做决定从长远来说通常会带来更多麻烦，但可以缓解眼下的精神压力。你开始抵制任何改变，任何有潜在风险的行动，例如释放一个可能再触法的囚犯。因此，假释委员会中那位疲劳的法官选择了一种省力的方式，囚犯则继续蹲大牢。

在“决策疲劳”这项最近发现里，包含了一种现象，社会心理学家罗伊.F.鲍迈斯特把它命名为“自我消耗”，以对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假设致敬。弗洛伊德推测，“自己”或“自我”的存在，依赖包含能量转换的精神活动。

不过，他没有清楚阐述更多细节，而且其中一些观点非常错谬。长久以来，弗洛伊德这一有关“自我”的能量理论未被重视，直到上世纪末，鲍迈斯特开始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精神行为。

鲍迈斯特领导的实验表明，用于自我控制的精神能量储备是有限的。当人们抵制住M&M巧克力豆或新鲜烘烤的曲奇饼的诱惑后，他们对其他诱惑的抵抗力变低了。当他们强迫自己在看一部煽情电影时正襟危坐，他们在之后需要自我约束力的实验室任务中更快地放弃了坚持。

这些任务包括解答一道几何难题，或用握力器锻炼手部力量。所谓的“意志力”原来不仅仅是一个流传的概念或修辞，它实际是一种可以被耗尽的精神能量。这些实验证实了19世纪时人们对意志力的认识：

它犹如肌肉，经过使用会变得疲劳，但可以通过避免诱惑而得以保存。为研究自我消耗过程，研究人员最初集中关注涉及自控力的行为——这种类型的自我约束通常与意志力密切相关，比如抵制一杯冰淇淋的诱惑。

但他们并没有关注日常生活中更常发生的决策，比如在巧克力口味和香草口味之间做选择。他们假定这样的心理过程不费力。人们会直觉以为，这种在巧克力口味和香草口味间做出的选择并不涉及意志力。

但随后一位博士后研究员吉恩.特文齐开始在鲍迈斯特的实验室里工作。这名女研究员刚刚规划完自己婚礼。当她开始研究“自我消耗”实验的结果时，她回想起自己在和未婚夫罗列婚礼礼物单的当晚是那么疲惫不堪。

是要纯白色瓷器呢，还是有花纹的瓷器？要哪个牌子的菜刀？多少条毛巾？什么样的床单？精确地说，每平方英寸多少纱支数的床单？

“到了最后，你事实上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特文齐告诉她的新同事们。她描述的这种情形在这些同事听来也不陌生。大家由此想到一个主意。附近一家百货商店正结业大甩卖，他们从那里买回一大堆简单的商品，塞满几辆车的后车箱。这些商品并非婚礼礼品，但足够引起大学生们兴趣。

回到实验室后，他们告诉学生们，实验结束后每个人可以保留其中一件商品，但他们首先得做出一系列选择：喜欢一支钢笔还是一根蜡烛？一根香草味还是杏仁味的蜡烛？一根蜡烛还是一件T恤？一件黑色的T恤还是一件红色的T恤？

同时，一个实验控制对照组（让我们称他们为“非决策者”）花费了同样长时间，仔细考虑这同一堆商品，但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他们仅仅被要求对每件商品发表意见，并报告他们在最近6个月里使用这件商品的次数。

随后，所有实验对象都接受了一个经典自我控制力测试：把手尽可能久放在冰水里。人的冲动自然是想把手抽出来，这时就需要自我约束力来坚持把手浸在冰水里。

决策组学生们很快就放弃了，他们持续了28秒，比非决策组平均67秒短了超过一半。他们明显因为之前做出的一大堆选择消耗了意志力。而这个实验结果也并非个案。其他实验比如让学生们从一大堆大学课程中选课，然后再来测试他们的自控力状况再度证实了这种影响。

为在现实世界测试他们理论，实验室研究人员来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决策场所：购物中心。他们采访了一批顾客，询问他们在当天的购物过程，然后要求他们解答一些简单的算术题。

研究人员礼貌地要求他们完成尽可能多的算术题，但也表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结果不出所料，那些已经在购物时做了大量决定的顾客们最先放弃了做题。当你买东西买到腰酸背痛，你的意志力也消耗殆尽了。

任何决定，不管是买一条什么样的裤子或是否发动一场战争，都可以被分解成心理学家所说的“卢比孔河行动阶段模式”。卢比孔河是那条将意大利和罗马帝国高卢地区分开的河流。

公元前49年，凯撒征服高卢后，在回家途中经过卢比孔河。他明白，一个将军在返回罗马时是不能带着军队过河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对罗马的入侵。当凯撒站在高卢这一侧的河岸，脑中思考发动一场内战的利害得失时，他正处于“决策前阶段”。

之后他停止思索，穿过卢比孔河，来到“决策后阶段”，凯撒自己十分恰当地将这一时刻定义为“木已成舟”。

做决定的整个过程会损耗每个人意志力，但其中哪个阶段让人疲劳呢？为找出答案，鲍迈斯特前同事、现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的凯瑟琳.佛贺思利用戴尔电脑公司的自助服务网站进行了实验。

参加实验的第一个小组仔细学习了一台电脑的各种部件选项的优缺点，包括在屏幕类型、硬盘大小等方面的不同选择，但不需要实际做决定。

第二个小组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已经为他们罗列出这台电脑所需功能，他们要做的是从网站提供的选项中逐一找到这些功能，用鼠标点击选中，一步一步完成电脑配置。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复制“决策后阶段”，即把选择付诸实施的阶段。

第三个小组必须自己决定他们的电脑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再来选择这些功能；他们不是简单地思考各种选择（像第一组）或是执行他人选择（像第二组），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做出抉择。

而最后证明，第三组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累人的。随后的自控力测验显示，他们的意志力消耗最严重。

这个实验表明，穿越卢比孔河过程远比在河两岸发生的事——在高卢边境审视放在面前的选择，以及在过河后向罗马进军——都更叫人疲惫。因此，那些不具有凯撒般意志力的人很有可能保持原地不动。

对一个疲惫的法官来说，拒绝假释申请看起来是一个更容易的做法，不仅因为它保持现状、避免囚犯出狱后继续为非作歹的风险，还因为它保留了更多选择空间：放心地让囚犯继续呆在监狱里，而未来还有机会把他放出去。

人们不愿做决定，部分是源于害怕失去选择。“决定”（decide）和“杀人”（homicide）这两个词有一个相同词根，即拉丁语“切割”（caedere），意为“砍掉”或“杀死”。这种失去选择的损失感，在决策疲劳发生后会变得更为强烈。

一旦你在精神上疲惫不堪，你就会变得不愿去权衡利弊。“权衡”的过程涉及尤其复杂和繁重的决策。在人类以外的动物王国，掠食者与被掠食者间并没什么延期协议。妥协折中是一种人类才有的复杂能力，也因此，当意志力耗尽，这种能力会首先减退。

你会变成研究人员所说的“识别力守财奴”——你囤积能量不用。如果你正在购物，你极可能只关注一个方面，比如价格：“就给我最便宜的”。或一味追求品质：“我要最好的”（在别人给你买单时，这是一种尤其简单的策略）。

决策疲劳使你在那些精通时间策略的销售商面前无比脆弱，斯坦福大学的乔纳森.勒瓦夫教授在订制套装和新车实验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做这些实验的灵感恰巧也来自筹备婚礼的过程。从决策疲劳的严重程度而言，筹备婚礼过程就是一个“地狱周”。在未婚妻建议下，勒瓦夫到一位裁缝那里定制一套礼服，他开始选择布料、衬料、钮扣、翻领、袖口等样式。

“在看完第3堆布料样品后，我想杀了自己，”勒瓦夫回忆道，“我已经无法再辨别不同选择的好坏。过一会儿后，我只能问裁缝‘你推荐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选择题了。”

勒瓦夫最后没有买任何定制套装（面对2000美元价格，要做出这个决定很容易），但他把这段经历用在了以后的一系列实验中：

与德国基尔大学的马克.海特曼合作的实验、与瑞士圣加伦大学的安德烈亚斯.赫尔曼合作的实验，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希娜.亚格尔合作的实验。

其中一项实验要求在瑞士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学生们选择一套定制的服装；另一项实验在一家德国汽车经销店里展开，实验对象是真正的消费者——用自己的钱买车。这些买家必须在4种变速旋钮、13种轮毂、25种不同构造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以及56种车身内部颜色中做出选择。

当这些买家开始挑选这些部件时，他们会仔细衡量各种选择，但当决策疲劳到来时，他们开始接受任何由车商预设的默认选项。而且，如果他们在整个过程初期遭遇的选择越艰难——比如从56种颜色中选择某一种灰色或褐色——他们就越快变得疲劳而开始采用最不费力的方式——接受默认选项。

研究人员故意改变各种选择顺序，结果发现同一个买家会因此做出不同选择，而不同方案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会达到每辆车1500多欧元。顾客们是否会为花哨的钢圈多花一点钱，还是为一个性能更强的引擎多花很多钱，取决于他们在何时被提供这些选项，以及还剩下多少意志力。

类似结果也出现在定做衣服实验中：一旦决策疲劳出现，人们倾向于接受商家推荐的选项。如果他们在整个过程早期阶段就需要做出最艰难的决定，即选项最多的决定，比如从100种布料中选一种，那么他们会更快感到疲惫，且享受到的购物乐趣也更少。

购物可能会让穷人尤为疲惫，因为他们不得不挣扎于持续的纠结中。在美国，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去烦恼自己是否买起得肥皂，但在印度农村，这可能是一个让人心力交瘁的选择。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迪安.斯皮尔斯向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20个村子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用不到20美分价格买到几块有品牌的肥皂。尽管这个价格和常规价格相比已打了很大折扣，但对最贫困的10个村子的村民来说，这笔钱仍是一种负担。

无论他们最终是否买了这种肥皂，做决定的过程消耗了他们意志力，这在随后的握力测试中显现出来。在那些稍微富裕些的村子里，人们意志力并没受到明显影响。因为他们有更多钱，不需花费那么多精力在肥皂和食品、药物等其他生活必需品之间做选择。

斯皮尔斯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决策疲劳是穷人们所以无法挣脱贫困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未被引起重视。因为穷人的财政状况迫使他们要做出太多权衡，导致他们投入到学校、工作与其他行动中的意志力变少，而这些行动原本可能让他们进入中产阶层。

虽然意志力这个因素到底有多重要难以确知，但毫无疑问地，它对穷人而言是一个特别难题。众多研究表明，较低自控能力与低收入以及其它很多问题密切相关，包括学习成绩差、离婚、犯罪、酗酒和健康状况不佳等。

这种自控能力的缺乏，让一些人被叫作“不该穷的穷人”，一个典型形象是享受救济的妈妈用粮食券买垃圾食品。但斯皮尔斯呼吁人们同情这些因为预算紧而需要整天做大量决定的人。

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穷人和富人一起购物时，穷人更可能在购物途中吃东西。这似乎透露了他们脆弱的性格——毕竟他们可以在家里吃饭，这比肉桂卷之类的小吃营养更好，也应该更省钱，还不会让他们变得更肥胖。

但如果在超市购物过程给穷人带来的决策疲劳比富人更多（他们在买每样东西时都要想更多）等他们到收银台结账时，他们所剩不多的意志力就很难抵抗巧克力棒和糖果的诱惑了。消费这类甜食被称为“冲动购物”，看来不无道理。

这些甜食被放在收银台醒目位置，还不仅仅因为人们在购物时做了大量决定后已精力耗尽。伴随意志力的减弱，他们可能会屈服于任何类型的诱惑，但他们对糖果、汽水以及其他任何可以迅速补充糖分的食品的抵抗力变得尤其低。虽然超市经营者在很久前就已认识到这一点，研究人员直到最近才发现其中原因。

鲍迈斯特实验室的一个失败实验偶然带来了这一发现。研究人员起初是要测试“马蒂格拉斯狂欢节理论”。这个理论称，一个人可以通过让自己先沉溺于快乐中来积聚意志力。这正是基督教徒在大齋戒期来临前所做的。

对应这个狂欢节的“肥美星期二”早餐，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厨师为一组实验对象制作了美味的奶昔。这些实验对象需要完成两项需要意志力的任务，他们在两项任务的间隙喝下这些奶昔。

美味奶昔果然增强了他们意志力，令他们在第二个任务中做出超预期的表现。目前为止一切尚好。但这项实验还包括了一个控制对照组，他们吃的是由低脂乳制品制成的没有味道的流质混合物。

这顿无味早餐虽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却在自我控制力方面产生了相同的促进作用。看来“马蒂格拉斯狂欢节理论”是错的。这不但悲剧地否定了人们在新奥尔良街头狂欢的理由，也令研究人员十分尴尬。操作这项实验的研究生马休.格里奥特在告诉鲍迈斯特教授实验惨败时，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鲍迈斯特努力让自己乐观些。也许实验并没有失败，毕竟，一些事情发生了。乏味的流质混合物也起了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是因为“愉悦”的影响，那会不是卡路里的影响呢？

这个想法乍一听有些愚蠢。几十年来，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在心理类任务上的表现，却从没有想过这个过程会受到乳制品影响。他们喜欢将人类思维想象成一台电脑，他们关注的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热切希望绘制出人类大脑的“芯片”和“电路”分布，却忽视了这台机器平凡却最重要的部分：供电。

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从葡萄糖这一来取于各种食物的单糖中获取能量。为证明因果关系，鲍迈斯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一系列实验中尝试用加了糖或无糖甜味剂的柠檬汁来给大脑补充能量。

含糖的柠檬汁提供大量葡萄糖，其效果在实验室中立刻就能观察到；而加了无糖甜味剂的柠檬水虽然尝起来味道相似，却没能提供同样大量的葡萄糖。

反复试验显示，含糖柠檬水增加了人的意志力，而人造糖精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葡萄糖至少能减轻人们自我损耗的程度，有时还能逆转局面。重建的意志力提高了人们自控力以及决策的质量：

他们在做选择时抵抗住了不合理偏见，在被要求做出财务决策时，倾向于选择更明智的长期策略，而不是追求快速收益。葡萄糖对“自我损耗”的影响甚至在狗身上也得到了证实。

在肯塔基大学的霍莉.米勒和内森.德瓦尔主导的两个实验中，狗在按指令静坐长达10分钟后，在自控力测试中表现变差，并且也更容易做出危险的举动——挑战其它狗的领地。不过，一剂葡萄糖恢复了它们的意志力。

尽管有这一系列发现，大脑研究人员对葡萄糖和意志力间的关系仍有所保留。持怀疑态度者指出：大脑对能量的整体使用和一个人正在做什么没关系，而这和“能量消耗影响了意志力”的观念不太契合。

托德.希瑟顿就是其中一位怀疑者，他早年曾和鲍迈斯特共事，但之后到达特茅斯大学任职，成为“社会神经科学”创始人，研究大脑思维过程与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他相信自我损耗确实存在，但他怀疑葡萄糖含量的变化如何能够简单地导致了这一神经活动。

为观察这个损耗过程，并看一看它会否受葡萄糖的影响而逆转局面，他和同事们找来45名正在节食的妇女，记录她们看食物图片时的大脑影像，之后再让她们看一段喜剧视频，并要求她们自我克制不要发笑。

他用这种标准但或许有些残酷的方式来消耗她们精神能量及引发自我损耗。然后，研究人员再向这些妇女展示食物图片，新一轮脑部扫描结果显示了自我损耗的情况：

在伏隔核也就是大脑的“奖赏中心”里，活动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脑扁桃体中的活动相应减少，而脑扁桃体这个区域通常控制冲动。当冲动控制减弱时，食物的吸引力变得更强劲。

这对任何一个节食者来说可不是一个好组合。但如果人们在这种自我损耗的状态下获得一剂快速的葡萄糖补充呢？这时她们的脑部扫描会显示什么？

希瑟顿在1月出任全球最大社会心理学家组织“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学会”的主席，他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公布了实验结果。他说，注射葡萄糖完全逆转了因自我损耗带来的大脑变化，这一发现令他非常震惊。

希瑟顿的实验成果远不止再次证实葡萄糖对意志力至关重要，它破解了一个难题，即葡萄糖是如何产生功效却又不改变大脑的总体能量使用。显然，自我损耗导致大脑部分区域里活动增加，而其它区域的活动减少。

当葡萄糖处于低水平时，你的大脑没有停止运转，它只是停止了某些工作而开始另一些工作。它对“立即的奖励”的反应更强烈了，而对长远前景的注意力减少了。

这些发现帮助解释了为何节食是对自控能力独一无二的考验；为何那些在人生的其他方面表现了杰出意志力的人，却无法成功减肥。这些人带着良好愿望开始新的一天，在早餐时忍住不吃羊角面包，午餐时又抵制住了甜点诱惑，但每一次抵抗行为都进一步减弱了他们的意志力。

随着意志力被持续削弱，到了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就需要补充意志力了。但要，要补给能量，他们需要给身体注入葡萄糖。这样，他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

1，为控制饮食，节食者需要意志力。

2，为拥有意志力，节食者需要进食。

当身体耗尽葡萄糖时，它会寻求一个快捷方式来补充能量，这导致对糖的急切需求。当人们在实验室里完成一项需要自控力的任务后，他们往往想吃更多糖果，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小吃，比如咸的、油腻的马铃薯片。

一个人仅仅意识到自己需要自控力，就会渴望甜食。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妇女在月经前夕会很想吃巧克力或其它甜品：当她们体内葡萄糖含量波动时，身体就会寻求一种快速的替代物来补充。

一份糖分充足的小吃或饮料能快速提高人的自控力，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性解决方法。问题在于，被我们认定为糖类的食品，并不能像蛋白质和其它更营养的食物那样，在一整天里为我们提供稳定的葡萄糖供应。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假释囚犯案例，葡萄糖的好处在此也明白无疑地显现出来。

在上午中段时间，通常是近10:30时，假释委员们照例休息一会儿，法官们可以享用一块三明治与一片水果。恰好在这个休息时段前出庭的囚犯只有20%机会获得假释，而在法官刚刚休息完后，出庭的囚犯们约有65%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会再次减少。

而囚犯们一定不希望在将要吃午餐之前出庭：此时获得假释的机会只有10%。而机会在午餐后骤然提高到60%，但这只是暂时的。还记得那个在下午3:10出席听证，因犯攻击罪服刑的犹太裔以色列囚犯吗？

他的假释申请被拒绝了。他的厄运在于，他是在午饭后第6个接受听证。而另一个犹太裔以色列囚犯虽然犯了同样罪行，且被判处相同刑期，他却足够幸运地在下午1:27出庭听证，这是午餐后审理的第一个案例，而他获得了假释。

他一定觉得这是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结果，但这其实可能和法官体内的葡萄糖水平有更多关系。

设想一下，对以色列假释委员会进行改革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比如，将每个法官工作周期改为半天，最好是在上午工作，当中穿插足够多的休息时段，期间供应食物。但在社会的其他环节，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决策疲劳的影响，答案就不那么清晰了。

即使我们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只工作半天，我们依然会在漫长的一整天后意志力耗尽，就像鲍迈斯特和他同事们在德国中部的维尔茨堡开展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

这些心理学家将预先设置好程序的黑莓手机发给200多人，让他们携带这台手机如常生活一周。在此期间，手机会突然关闭正常操作，间隔时间不一，敦促人们报告自己此时此刻是否有某种欲望，或刚刚感受过一种欲望。

这项艰苦细致的研究由当时在维尔茨堡大学的威廉.霍夫曼负责，从每天早晨到午夜，共收集到1万多条即时报告。

研究结果显示，欲望是人们常态而非例外。一半人在手机关机时感受到某些欲望：想吃点心、偷懒、向老板表达自己真实感受。另外还有四分之一人表示自己在过去半小时里感受到某种欲望。

很多欲望都是这些男男女女们努力抵抗的，而他们消耗的意志力越多，越容易屈服于紧接而来的下一个诱惑。如果他们已经抵制住先前诱惑，当面对新欲望而产生“我想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类心理冲突时，他们更容易屈服，尤其如果新的诱惑来得太快的话。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人们每天花费3到4小时抵制欲望。换句话说，如果你在一天中任意时间里接触4或5个人，他们中就有一个正在用意志力抵抗某个欲望。

在手机试验中，最常被抵制的欲望是吃和睡，然后是休闲活动，比如让自己在工作中稍事休息，做一道智力题或玩个游戏，而不是再写一个备忘录。在这个“抵制欲望清单”上，紧随其后的是性欲，排在它后面一些的是其他类型的人际互动，比如查看Facebook网页。

人们报告说，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抵挡诱惑。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尝试转移注意力或开始一项新活动，不过他们有时也会努力直接把欲望压制下去，或者把这个内心挣扎的过程撑过去。

他们抵抗诱惑的结果显然有好有差：在抵抗睡觉、性和花钱的欲望时表现很不错，但在面对电视和网络的诱惑，或是总体而言想休息不想工作的倾向时，就不那么好了。

我们无从知道，在黑莓手机和社会心理学家出现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自我控制的。但看来很可能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受到自我损耗的压力比较小。当需要做出的决定越少时，决策疲劳就越少。

今天我们会感到疲惫不堪，是因为面对太多选择。你的身体可能会尽责地按时上班和工作，但你的思想随时可能开小差。一个典型电脑用户每天会浏览30多个网站，因为不断地做决定而精神疲惫。

这些决定包括是否继续专注做某个项目、是否要去看一看TMZ名人八卦网站、是否点击某个链接去看一个YouTube视频、是否到亚马逊网站买点东西。你可以在网络疯狂购物10分钟，就把全年预算安排都毁掉。

人们无法直觉地感受到这些诱惑以及不断做决定的累积影响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自觉感知做决定有多累人。所有重大的决定、微小的决定，都会积累起来。决定早餐吃什么、去哪里度假、雇用谁、花多少钱——所有这些都在消耗你的意志力，而且也没有什么症状会透露你的意志力何时处于低谷。

这不像你在跑马拉松时会气喘吁吁，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跑不动了。自我损耗不是以某一种感觉的方式显露出来，而是会让你在经历每件事时产生更强烈的感受。当大脑调控能力减弱，挫折感似乎比往常更叫人难受，而吃、喝、花钱、说蠢话的冲动变得更为强烈。

和实验中的狗一样，人们在自我损耗后也更可能与他人就势力范围展开不必要的争斗。而在做决定时，他们会走不合逻辑的捷径，倾向追逐眼前利益和延后付出成本。就像那些疲劳的假释法官那样，他们倾向于采用更安全、更简单的选项，即使这个选择会伤害到其他人。

“良好的决策能力并非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它并非一直在那儿，”鲍迈斯特说，“它是一个起伏不定的状态。”他的研究显示，自我控制能力最强的人，是那些合理安排自己生活以保存意志力的人。

他们不会安排没完没了地开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他们避免像“什么都可以吃”的自助餐这类诱惑，他们养成各种习惯，从而减少做决定之苦。他们和朋友约好定期一起锻炼，这样就不需要每天醒来都为是否去晨练做一番思想斗争。

他们不会依赖意志力让自己一整天都保持精神奕奕，而是会保存自己意志力，在紧急状况和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刻才使用它们。

“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在休息不够和葡萄糖水平低下时，也无法做出好选择，”鲍迈斯特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明智的人不会在下午4时改组公司。

他们也不会在鸡尾酒会时间做出重大承诺。如果一项决定必须在一天晚些时候才做出，他们也知道不能饿着肚子去做。“最好的决策者，”鲍迈斯特说：“是那些知道什么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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