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关系淡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80后日渐成为职场和生活的主力军，但这代人的亲戚关系显然不比从前的七大姑八大姨时代复杂，简单到只有表哥表姐之类。而他们由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等等，亲戚之间虽然彼此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和关切，但是也正呈现出市场化的一些特征，比如权责分明、讲究契约、公平合作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只是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缘故吗？

实际上，虽然独生子女现象为中国所独有，但是上述现象却不为中国所独有。而且，与上述现象相伴随，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家庭小型化、与老人合居家庭越来越少等现象。

古代堂表兄弟世界

在古代，人们缺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融中介又不发达，因此通过家庭内成员相互保险以抵御不确定性便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从保险的角度讲，家庭内成员越多，就越能减少非系统性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和堂表兄弟联系得越紧密，也就越能在突发事情或一家无力承担的事情上得到他们的援助。亲属关系纽带于是成为一张防备危机和困难的保险单。而且在古代，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人们也需要大家庭来实现教育成本的分担。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社会，老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对于年轻人具有重要意义，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可以实现知识从老一代向年轻子女的传递。故古人不但重视大家庭，也重视家族内部的合作。宗族在个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的互保和知识传递。

但是，以家庭和亲情来实现的知识传递和保险分担是有巨大代价的。首先是对于个人偏好的牺牲。个人需要有差异，大家庭生活势必要抑制个性和个人需求。其次，财产私有是天性使然，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无分彼此，暗斗明争于是无可避免。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血缘关系复杂化，偏好差异凸显，偷懒和渎职行为增加，管理成本会急剧上升。这给管理大家庭带来很大困难。相传唐高宗问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家族负责人张公艺治家之道，张公艺老泪横流说不出话，只是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大家庭管理成本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不难理解，古代社会一定会形成一些道德规范，来降低家庭内部的协调费用。中国古代就发展出一系列降低家庭内部协调费用的方法。主要有：以孝道协调代际关系，以悌道协调同辈间的横向关系，以夫妇之道协调夫妻关系。礼仪、道德、宗教都赞同对父亲意志的完全顺从；对女性从小就灌输三从四德的思想，以降低她嫁入婆家后与新家庭成员间分工合作的成本；为防止妻妾不和，不嫉妒被誉为女性的美德，而不听妇人言被誉为男性的美德；私产和口多言一起构成为七出的条件……

文化和法律确立了父亲作为户主的权威。由于父母对子女具有利他主义的天性，一般能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生产和分配中保持诸兄弟间的相对公平，因此以父母作为家庭的最终决策者降低了家庭内的交易成本。但到父母年老无法承担协调沟通，尤其是父母去世后，兄弟间的分工和产品分配缺乏一个强制执行的第三方，协调成本便急剧增加。父亲命丧黄泉后，已婚的兄弟就很难维持一个大家庭。

尽管大家庭管理成本高昂，但是在养老、医疗、教育社会化程度低，金融中介又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大家庭来实现互保和知识传递实在是收益巨大，大家庭生活方式于是得以存在。

现代公民世界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学校教育等制度的逐渐建立，养老、医疗保险以及教育从家庭和家族转移到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市场保险是建立在千百万个家庭基础之上的，它可以对火灾、死亡、老年人、病人以及其他灾难提供任何单个家庭都无法比拟的有效保护。学校教育替代家庭教育，社会养老替代家庭养老，司法制度替代家庭司法，个人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降低，堂表兄弟间关系的削弱正是这种功能替代的生动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大家庭、家族管理的成本急剧上升。如在工业化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了，家族成员很难在一起工作生活，偷懒和存私房钱等行为就不容易得到监督。而且，随着妇女参与工作程度提高和接受教育程度提高，过去用来降低家庭内协调费用的种种道德规范也越来越难以被接受。家族不仅不再对关于监管和控制其成员这类事情感兴趣，而且也没有能力再来管理这类事情了。

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家庭经历着从扩大型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即亲属团体的解体和核心家庭体制的出现。在核心家庭体制下，核心家庭的成员摆脱了对远亲的义务，但配偶间的义务得到了强调。这个过程在中国变得非常显著，而堂表兄弟姐妹间联系的减少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而已。亲戚间虽然还有一些亲情依赖，但也更多地强调权责分明、契约关系、公平合作等。现代工业经济替代传统农业经济，公民世界替代了堂表兄弟世界。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上海人口家庭户特征情况，2010年上海家庭户平均人数为2.5人，比2000年减少0.3人。2010年上海家庭户数为825.33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92.8％，比2000年增加了295.42万户，增长55.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为3.4％。长期以来，上海家庭户的户规模不断缩小，由1949年的户均4.9人缩减到2010年的2.5人。

这种转变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教授的研究清楚揭示了这一现象及其原因：与早期相比，20世纪的家庭组织更松散，作用更小。其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的政府和市场机制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它们能够培训和教育年轻人，并且能够保护一些人免遭危险，这些人包括老人、病人、先天不足的人、长期失业者和其他遭受经济灾难的人。这些新制度淡化了过去依靠家庭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价值观念。

结束语

80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并非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大家族、重亲情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工业经济时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深深地改变着社会关系。这种转变，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不过是适应各自的时代要求罢了。由于传统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协调人们的活动，伦理治国于是成为一种经济的治理模式。伦理治国乃是对于法治治国的替代。但是工业社会是生人社会，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在存在，法治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80后们强调权责分明、讲究契约、公平合作等等，这正是工业社会法治重要性的外在表现。（原文发表于2010年第7A期《当代工人》；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欢迎光临我的百度百家：http://xiezuoshi.baijia.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