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之仁咋就沦为了千古笑谈？

宋襄公之仁咋就沦为了千古笑谈？

端木赐香

国人们可能都有些“叶公”般的心理积淀，比如一提到孔家店的“仁义”，国人大都正襟危坐作严肃状，可是你不能动真格的，一动真格的，哗，全国人民都笑，宋襄公就是个例子。

宋襄公之所以遭人耻笑，完全是因了他的“仁”和“义”，毛泽东骂其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可能是受作者笔法与情绪的感染，我九岁的儿子在面对襄公的故事时，也是一脸的讥笑。

老实说，大家笑得越欢，我越笑不出来。公元前652年，襄公的父亲宋桓公病重，自知不久于世，立储之事就显得非常紧迫了，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襄公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宋襄公学那伯夷叔齐，不干，在父亲面前一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桓公听了当然高兴，于是，把他的想法讲给目夷听，目夷听了，也没犯傻，头脑颇冷静地回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

于是，襄公的位置没有让出去。这是大家笑襄公的第一个理由：小子假让，太虚！按国人的意思，不学叔齐，襄公自己登基，名正言顺的，因为现在早不是“辟让”的三皇时代了，人心既已不古，统治者就该与时俱进才是。因为后世的帝王在登基时，都改作“三让”之了——跟大臣们客气三回。也就是说，这种让，只是一种礼仪，并没有让的实体对象。

另外，国人们可能只喜欢小事上的仁义，不赞同大事上的仁义。比如孔融四岁让梨，国人就特喜欢。为什么？就因为让的只是一个梨嘛，如果孔融让的是国王的宝座，哗，国人也会哗笑的！一句话，你只能“小仁”，不能“大仁”。

再者，国人既讲虚荣，又讲实惠，大家普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讲虚的，什么时候应该讲实的，襄公被人哗笑还有一个原因，他分不清时候！比如单位开大会，表扬你模范，那么上台领奖的时候，你就不能推着你的邻座，非得要让给他，众目睽睽之下，你这么让一次，那个被让者不骂你才怪，而其他人也会把你当神经病。你只能站在领奖台上发言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风度——离不开领导的培养和大家的支持云云，如果下讲台后，你能把奖金拿出来请大家吃饭，那就更仁义了。襄公不解让的时机、让的度，在中庸者眼里，只能落个负面评价了——“过让则伪，过谦则矫”！

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卒，宋襄公继位。我们有幸看到的是，他继位后，不但没有提防公子目夷，还重用他，立目夷为左师，也就是相国。

襄公的作为，好歹比大清的咸丰要好一些吧？众所周知，道光帝当时比较欣赏的是老六奕訢和老四奕詝。可是关键时刻老六失去了道光的宠爱，老四咸丰继位的时候，就绝没有让位给老六的表示，上任后对老六的信任更是有限的，顾命八大臣里竟然没有老六，否则老六怎么会跟慈禧合作搞政变？但是国人并没有笑咸丰，所以，国人笑襄公还有点现在中国人笑外国人的嫌疑在内：好傻啊！

更傻的事还在后头，襄公参加了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在葵丘召集的盟会，参加的国家有齐、宋、卫、郑、许、曹诸国。目睹齐桓公的黑老大威风，襄公居然动了心思，这心思与刘邦、项羽目睹始皇出巡之威风时的心思有些类似。正好天赐时机，前643年，霸主齐桓公死，齐国发生了内乱，襄公就开始动作了。居然也有一些小国比较挺襄公，襄公就有些飘了。

公元前639年，襄公飘飘然地给楚国下了诏书，要求人家前来参加自己的盟会，楚王一听，勃然大怒，傻大，你是谁啊你！知道自己老几不？但是楚国表面上却答应了，私下里就做了准备。目夷知己知彼，知道做黑老大的事儿没有那么容易，但襄公不听，他头脑里只有齐桓公当年的威风。无奈，目夷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宋襄公说：楚乃蛮夷之国，强而无义，希望您能以“兵车之会”前往。也就是说预先有所安排才行，最好多带些部队前往。

目夷说的还对，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外交，不管是中原各小国之间，还是中原华夏族与各外族，谁讲过诚信这球玩艺儿啊。比如商鞅玩了一回“立木为信”的游戏，还是炒作加作秀，众所周知，后来秦魏战争中，他用“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的假感情，欺骗自己原先在魏国的旧交，时任魏国前线指挥官的魏国公子昂，两人喝酒的当口，就让自己的兵把魏公子给逮了，这算什么信啊！再比如中原外交，就拿汉族与匈奴来说，双方就是比赛出尔反尔呢，就连双方的使者，那也是你扣我一回，我就扣你两回，双方玩得不亦乐乎。不但扣使者，还让咱的使者给他们义务打工，剥削咱的廉价劳动力，苏武就给人家放了十几年的羊嘛。

可是宋襄公听了目夷的建议，小脸儿都急白了，说：那可不行。我同楚王以“乘车之会”相约，现在若出尔反尔，那多不仁义啊！结果大家都知道，宋襄公按乘车之会前往，楚王暗中以兵车之会赴约，于是，宋襄公的黑老大没做成，还被楚国给逮了。

楚国最后还是把襄公给放了，可叹的是襄公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虽学不会大大的狡猾，至少不能再傻讲诚信了。可是襄公偏不，他一定要把自己一个人的仁义演绎到顶峰——宋楚两国的军队在泓水决战了：宋襄公的军队在岸边列好了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大司马公孙固说：“楚军兵力强，而我军人数少，因此我军应乘楚军还没渡过泓水时，就下总攻击令向楚军进行袭击”。襄公回说：“不，寡人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宋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方下令向楚军发起攻击，结果，宋军被楚人打得大败。

在战斗中，宋襄公被楚军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宋人大败而归，国人皆埋怨襄公的仁义，襄公分辩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话翻译过来大致如下：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这就是一个人的仁义——舍生取义（三年之后襄公死于箭伤）兼舍国取义（即使宋国灭亡了，我也不能不讲仁义）！

襄公死了，首先发出嘲笑声的是韩非，国人们当然也跟着嘲笑了，这一笑就是两千年，到现代人嘴里，简直就是骂了——“蠢猪式的仁义”。这些嘲笑声与谩骂声，让我悲哀，我感觉，中国重建诚信是永远没戏了。因为襄公的时代，业已是视奸诈与欺骗为智慧的时代，庄子聪明，早就一语戳穿了：仁义者，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不可久住！中国兵家始祖孙子也直截了当地申明，“兵者，诡道也”，也就是说，我们玩的就是阴谋诡计，咋了？《三国演义》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原因即在于此，阴谋诡计，应该是中国的传统。

襄公所谓的仁义，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贵族风度，这种风度与西方的骑士风度相类似，西方骑士们在战争中恪守的一些游戏规则与襄公的仁义一个境界，比如：视荣誉胜过生命；不杀俘虏；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老人、农民和教士）；不对毫无防备的骑士发动攻击，对方没有披挂整齐，也不能攻击；俘虏了骑士，要待如上宾，陪俘虏吃饭喝酒沐浴，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著名学者阎照祥先生在他的《英国贵族史》里曾经谈到，西欧封建社会里，作战的主力是骑士，但由于这种骑士风度的存在，导致对手之间甚至有英雄惜英雄的情绪，比如十二、十三世纪的战争中，骑士的死亡率总是不高。

中国的战争中，可是不讲此种风度的，即使在中国的武打小说中，正面英雄也经常发出暗器来。暗器，可谓是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吧。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所以二战时日本一边与美国和谈，一边偷袭美国珍珠港，就让人怀疑他是跟咱这师傅学的招儿。

美国一个现代喜剧片，名叫《飞行器里的棒小伙》，讲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国际飞行比赛，叫我乐得肚疼，其中有一个镜头：咱那日本高徒在比赛前做了手脚，给比赛对手下药，导致比赛即将开始了，德国飞行员却拉开肚子啦，其他国的飞机都起飞了，这可怜的德国飞行员则连着向厕所冲刺三五回。我看着也乐呵了半天，可一想咱是他的老师，我就笑不起来了，名师出高徒嘛。另有旁证：大清政府在与洋人外交时，也时不时地玩些小偷小摸的伎俩。英国前来发动鸦片战争，给大清下宣战书，咱大清愣是不接。第一，咱瞧不起英夷，把那战书当贡书了，希望对方以贡书的方式跪呈，咱有专员接待！第二，兵者，诡也，打就偷袭呗，我们成天玩的就是这个，还送什么宣战书，小样儿嘛！

一个人的“仁义”被国人笑了两千年，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