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华：父亲邹韬奋入党被中共婉拒

周海滨 01-13 21:22

分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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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1944年7月24日，49岁的邹韬奋病逝。邹韬奋创办了著名的三联书店。其子邹家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有人评价这句话说，在仅有37个字的一段话里，竟出现了“爱好”、“迷的程度”、“好之”、“乐之”、“愉快”等积极、乐观的字眼达5处。

说这句话的人，是邹韬奋。

邹韬奋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是著名新闻记者、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等风行海内外，其《生活》周刊创下了单期近20万份的发行量。时至今日，这一发行量也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邹韬奋不是以“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在出版经营上以内容致胜，以时事和民众利益为取向，在稿件取舍上提倡“有益”、“有趣”，“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20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文章有《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妇女最近在社会上所占的位置》、《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正是在“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口号引领和办刊精神主导下，《生活》周刊高歌猛进。

1944年7月24日，49岁的邹韬奋病逝。并不是中共党员的他，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吾党的光荣”，因为他“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直至最后一息”。毛泽东对生活书店的柳湜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在狱中阅读写作的邹韬奋（1895-1944）

最常跑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邹韬奋以记者之名行世，却以社会名流身份显耀于当时。

1938年2月9日，他第一次到重庆，重庆报界在第一模范市场永年春餐馆欢宴邹韬奋。10日中午12时，应剧作家曹禺、宋之的、陈白尘之邀，邹韬奋与叶圣陶来到鸡街口生生食堂举行欢宴座谈会。下午4时，邹韬奋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发表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盛况空前。

同年的7月2日，落寞的陈独秀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只有高语罕、张恨水等同乡迎接，最后转至四川江津。

在重庆，邹韬奋和陈独秀，抱有共同理想的两个人，人生境遇却如此不同。前者受到中共更为热烈的拥抱，而后者却与中共渐行渐远，最后郁郁而终。

邹韬奋的名气来自于他创办的“六刊一报”和生活书店，而名声大噪则在“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民罪先后将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逮捕。据传蒋介石曾邀他“当面一谈”，被邹韬奋拒绝。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获知，蒋介石欲收他做“文胆”陈布雷第二。

1938年底，邹韬奋再次赴渝，此行的目的是将生活书店由武汉迁到重庆。生活书店下设图书、刊物和报纸等业务。

在重庆，邹韬奋最常拜访的衙门是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生活书店“审查”严格，唯恐“异端”言论流毒坊间。

虽然屡次拜访通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没有手下留情，这个最无法搞暗箱操作的部门不敢拿自己的乌纱帽玩火。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

相反，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之前，邹韬奋自摘国民参政员乌纱帽，黯然南下香港。

原国务院副总理、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对父亲南下后的境况历历在目：“他（邹韬奋）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56个生活书店都封闭了。他在重庆没法待下去，就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年纪大了些，读到初中二、三年级，对国民党迫害的情况知道了一些。父亲走了以后，母亲住在城里，国民党特务天天去。父亲没走的时候，他写文章、办书店，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虽然知道，但了解得不多。星期六、日回到城里的家里，碰到日本飞机轰炸，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跑到沈钧儒侄子家的防空洞去躲警报。我们住的地方和陈果夫的家在一块儿，一个院子进去，一幢房子陈果夫住，另一幢是我们三家一起租的。我们住在楼下；楼上一家姓周，他的儿子比我大一点，在南开高中，另外还有一家。”

邹韬奋一走，夫人沈粹缜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1941年，我15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跑警报的机会逃走。因为特务也要躲警报。我们只带了两个箱子，从重庆过江到南岸，乘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桂林。后来就靠步行了。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乘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玉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一上面都是运往香港的鸡、鸭。”

1934年邹韬奋与美国学生旅行团在克林姆林宫炮王前合影（第二排右二为邹韬奋）

夫人沈粹缜关注邹韬奋写作（在狱中）

经济独立办报刊

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以“救国救民”为宗旨。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在《〈生活日报〉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一文中写道:“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

1932年7月，邹韬奋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他自称创建生活书店之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机构，先后出版发行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生活书店倡议人胡愈之回忆说，当时《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可能，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也可以换个名继续出版刊物。因此，当时的生活书店虽然效益较好，但就其性质而言，仍“不是私人牟利企业，而是集体经营的文化阵地”。

邹韬奋主张公开经费来源，不接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私人津贴，不接受欲操纵公司之股。《生活》周刊的维持与发展，全部依仗发行、广告及出版书籍等收入。这与邹韬奋所秉承的“报格”有关，即“绝对不容侵犯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因而，要凭独立自由之精神办报，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为来路不明大资本大股东所节制。

为防有私己行为和“阴谋操纵或破坏”，《生活日报》本欲采用“信托人制”来全权主持报社的工作。但是，“信托人制”在民国《公司条例》里没有根据，于是采取“股份两合公司”的办法管理报社。

所谓“股份两合公司”，即由报社任“无限责任股东”，其余投资赞助者都是“有限责任股东”。无限责任股东对内执行业务，对外代表公司，负担经济上之无限责任；关于公司管理言论编辑等等事项，则为专一责任增高效率起见，由无限责任股东聘任若干人组织干部全权主持之。至于“有限责任股东”，得于股东中选出监察人五人(监察人任期一年，但可连选连任，“无限责任股东”不得为监察人)，“有限责任股东”有监督财政之权，而无操纵行政之权。

《生活》周刊第7卷第12期刊登的《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详细制定了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有盈余，先提法定公积十分之一，再提付利息六厘，余下的再从无限股东版权红利(5%)、股东红利(40%)、职工奖金(20%)、特别公积金(35%)等方面作百分分配。

拒绝引入大资本，那么广告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邹韬奋在广告经营上没有唯利是图。“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这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一些大报为了维持生计滥登广告，有的几乎成了广告报。而较为赚钱的则是被邹韬奋拒绝的医疗等广告。

邹韬奋不得不从发行上另辟蹊径，他主张建立全国通讯网，通过扩大销路，增加出版物的销量来增加收入。他在上海创办《生活日报》时就要求“本报不必只在上海推广，应就全国各县，分区竞销”。

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书店在上海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设了一个门市部，挤满了购买本版外版书刊的读者。当时我国的四大书店——商务、中华、世界、正中都有宽大敞亮且位于临街楼下的店堂作为门市，但顾客寥寥。当然，生活书店里的读者也多是只看不买，时人曾回忆：“站在店里，三个小时看完高尔基的《母亲》，五个小时浏览完《安娜·卡列尼娜》。”

1938年，邹韬奋（左二）在武汉与沈钧儒（左四）等人合影

“吾党的光荣”

1944年7月，邹韬奋因患癌症在上海病逝，时年49岁。临终前，他表达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中共中央在致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

1941年邹韬奋避走香港期间，大肆抨击国民党政府。香港沦陷以后，他先后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邹家华回忆说：“躲到香港后，我们又和父亲分开了。母亲带着我们住在一个贫民窟。这是党的安排，利用贫民窟作掩护。父亲的生活一向由母亲照顾，和我们分开以后，母亲很不放心，又找到父亲，他当时住在一个饭馆里。日本占领香港之初，非常混乱，组织上决定把在香港的这批文化人救出来。先后分批把金仲华、茅盾等人从香港送到华南地区。我父亲也被救到华南。从我父亲到我们全家，倘若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我们早就完了。”

期间，他多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中共党组织婉拒，认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更为有利。“父亲在1937一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邹家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