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对娼妓非常宽容

王徐氏是上海一家花烟间(下等妓院)的老鸨，曾因逼令妓女在路边拉客，被公堂罚过五元洋钱。1913年底再度违犯被拘解到法租界公堂，她辩称乃因自己不在家，而新来的妓女不知规矩，最终被罚十元洋钱。

这是1914年元旦《申报》在“法公堂琐案”中披露的一则花边案件。它昭示了一百年前上海风月场生存的法制环境：虽然不许在街边拉客，但妓院可以公开营业。

即便如此，仍有暗娼的存在。18天后的另一则报道即可证明：位于英租界山西路350号的新鹿鸣旅馆，“专事招集一般似妓非妓之妇女，与寓客苟合，从中渔利”，结果被捕头于1月17日晚查获，21号房间有“前为妓女”的徐阿媛与“无赖”王焕章、31号房有“荡妇”许陈氏与周祖裕、26号房内有李永兴与温姓雏妓等“奸宿”。

这些男女和旅馆老板无锡人李梅林被带入捕房。第二天公堂即迅速开庭，“以男女个人均属无耻，当堂申斥开释，惟李梅林不应容留男女奸宿，且循环簿上未将个人姓字登载，有违工部局第八条定章，着罚洋一百元充公，无洋改押三月以儆。”(注1)暗娼并不被允许，但仍被认为是道德范畴的问题，嫖客与妓女均未受法律制裁，只有旅馆老板因此被罚。

按照法国学者安克强的说法，上海的废娼运动是在1915年———即李梅林被罚的次年开始的。在这之前，19世纪的中国仍然根深蒂固于一种容忍和接纳娼妓的传统中，人们对娼妓问题甚至“缺乏道德上的抨击”。(注2)100年前，正是中国针对娼妓公共政策转变的前夜，此后由于基督教组织的不断努力，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越来越高涨的解放妇女呼声，才使传统遭遇了极大的冲击。

四品道员与妓女对簿公堂

绍兴人徐显民是前清道员(正四品)，一方土豪，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跑到上海躲避，与妓女张飏“眷恋甚昵”，因此出钱将其纳为小妾，携回原籍。1913年战事发生(应指二次革命)后，因浙东一带匪盗不靖，故他又带张飏来到上海。由此衍生出一段理还乱的孽缘。

话说张飏到了上海不久，竟“不安于室”准备私逃，徐显民发现后，将她的所有饰物扣留。张飏于是先发制人，打算控告徐“骗吞饰物”。后经某律师调停，双方愿各分飞，但徐显民提出要求，不许张飏重入青楼。两人为此立了合约。但张飏很快背弃前言，在云南路福致里“重张艳帜”。徐显民得知后，以张飏违背前约为由，将其告上会审公廨(上海英美租界的法庭)。

审理该案的谳员(法官)是孙襄谳，前文审理新鹿鸣旅馆案的也是他。因为徐显民两度未出庭，孙襄谳最后决定注销该案，以后不准再控。(注3)

前清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四品高官，也不忌讳而纳妓女为妾，这显示出对妓女的现实包容程度。在清朝道光以前，上海城内还没有妓院，妓女主要在黄浦江内停泊的商船上卖淫。鸦片战争后，妓院开始在城内扎根，并很快成为冠甲全国的烟花地。当时《中华新报》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成年女性165632人，明娼暗妓则有9791人，平均17人中就有一个妓女。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暗娼，所占比例无疑更高。(注4)

清末民初，妓女也分等级。从报道看，张飏应属高级妓女之列，她收入颇丰，仅珠宝饰物就值不少银两。在张飏与徐显民生活感觉不如意时，宁愿连珠宝也不要，又去重操旧业。与此可作对比的是，后来的废娼运动中，有一些妓女并不愿意从良。部分是因为再就业的艰辛，部分因为风月场的纸醉金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