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卡夫卡和希斯巴诺苏莎

6月12日，2014年巴西世界杯终于在“体育场漏水、球场承包商濒临破产、大规模罢工游行、政府官员借记受贿”等等各种负面消息中开球了。虽然桑巴国并不是第一次举办世界杯，但距之前那次也过了整整64年。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当地人有多五味杂陈——他们一边载歌载舞地翘首期盼，另一边却对政府的各种劳民伤财“伐开心”。比如：配套设施工程简化，他们觉得忒没面子；政府投资球场建设，他们认为国家只关心门面工程而忽略民众的基本需求……而大部分的各种不满与吐槽，绝不是巴西政府或FIFA给他们买包包就能哄好的。难怪谢耳朵会大呼：“我喜欢中国，他们教会人如何守规矩！”可惜，中国的足球么……呵呵。

世界啊，就是如此奇妙。谁会预料到90年前几场极为业余的比赛，会让足球成为全世界最疯狂的运动之一，更使世界杯成为三大国际赛事之一。而这一切，还要从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说起——当时，国际足联（FIFA）已成立整整20年，但一直处于皮包公司的状态。于是，国际奥委会看不下去了：兄弟，既然你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咱联合给那些运动员一点活儿干干？FIFA两眼冒泪花般的同意了。就这样，在现代奥林匹克复兴30周年之际，足球和自由式摔跤、拳击、马球、橄榄球、曲棍球、举重一起，成了比赛正式项目。

第一届奥运足球赛共有22支队伍参加——不过木有腐国，人家正牛气地和国际足联闹情绪呢。最后，乌拉圭队在预赛中以7∶0战胜了欧洲强队南斯拉夫，之后又连奏凯歌，最终夺得冠军。奥运会足球比赛终于开张了，很多球迷开始吐槽了——他们认为由于各种不可思议的“业余”规定，使许多专业足球运动员被排除在外，很不公平！

FIFA也觉得丢不起那人，有了单飞的打算。2年后的FIFA总会上，会长儒勒斯·雷米特发起一项重要提案《举办FIFA所有成员国国家队都可参加的第一届FIFA世界杯赛》。到了1928年，居然有许多国家都自愿弃权参加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足球比赛。看来，搞一出与奥运会别苗头的全新赛事势在必行！1929年3月，FIFA成员国投票选举乌拉圭成为1930年首届世界杯的主办方。原因么，次年就是乌拉圭独立100周年。这个低调的南美发达国家，也是最早玩现代足球运动的国家，外加1924和1928年两届奥运会的足球冠军。Well，理由很充分！

好在1924年的国际奥委会，根本无暇顾及FIFA兄弟的单飞之举，因为巴黎遇到的不是一个麻烦，而是一串。虽说花都人民早已不再对现代运动敌对——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也在花都举行。他们却嗤之以鼻到极点：真是又野蛮又不fashion！运动员的肌肉还不如红磨坊康康舞舞娘裙摆下白花花的大腿肉漂亮。

20多年过去了，法兰西人民180度大转弯！毁于一战战火的巴黎市区早已重建，大伙儿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步入正轨。但是……政府很缺钱怎么破？外加去年冬天塞纳河决堤，使法国财政到了人艰不拆的地步（咦，怎么和今年的巴西世界杯辣么像）！法国上层人士也开始说各种风凉话：国库空虚别找我们！直接放弃主办权，让不差钱的洛杉矶接不就得了。

筹委会最终还是克服各种困难，筹集到400万法郎，修建了能容纳6万多人的科龙布运动场。煤渣跑道长度仅为500米，还没达到上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标准。不过，巴黎人还是有所创举的——为安排运动员住宿，筹委会在运动场边盖了一排简易屋，奥运村就此诞生。

1924年，就在巴黎奥运会颇不专业又热热闹闹地举办之际，某保险公司小雇员兼业余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因肺结核离世了。他就如同文坛的梵高，直到死后才华才被人发现，作品才得到强烈的回响（世人早干嘛去了）。其实，凹凸先生颇为这个孤独的中年人庆幸，他幸好早登了极乐。不然，依照其纯正的犹太血统，必定和三个妹妹一般被送入纳粹的集中营，最后毫无尊严的死去，这还真不敢想象。

就在FIFA诞生的那一年（好巧不巧），弗朗茨·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不过，当时他只是表现主义的小跟班而已。直到8年后，他一夜写成短篇小说《判决》，就此成为表现主义的排头兵，并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文笔明净而想象荒诞奇诡，对那时的政治事件和时代变迁始终处于旁观者位置。他深受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常采用寓言体，而背后的寓意总让人见仁见智，永无定论。这个优柔寡断的男人，用别开生面的手法，令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在他死后（为什么是死后？）纷纷追认其为文学界的“倚天屠龙”。

卡夫卡对写作实在太过痴迷，这直接导致他患上了“恐婚症”，更让其成为了一个“订婚专业户”——初恋菲莉斯与他恋爱五年，卡夫卡给她写了500多封信。1914年5月，两人订婚，2个月后婚约解除。三年后，两人再度订婚，年底又解除婚约。没过多久，卡夫卡与另一位女子尤里雅订婚，一年后解除婚约。1923年，卡夫卡与朵拉热恋。可惜还没走老流程时，人就走了。当棺木放入墓穴的一刹那，死脑筋的朵拉姑娘拼命要往坟里跳，妄图成为欧洲的祝英台，来一把“死则同穴”。不过她被人紧紧抱住没跳成。

弗朗茨·卡夫卡终于成全了自己，终生未娶。他害怕新婚生活的幸福使人忘却孤独。在日记里，他一再表示“女人们充满性欲，她们天生不贞洁，调情，对我毫无意义……性交是对在一起幸福的惩罚。尽可能过苦行的生活，比一个单身汉更加苦行，对我来说这是忍受婚姻生活惟一可能的道路。可是她呢？”

除了恐婚，卡夫卡恋父（总觉得他是做M的料）。父亲赫尔曼是典型的事业型暴君，无论对员工还孩子，他总是一视同仁——训斥。他认为儿子就应该和他一样是个爷们儿，比如……参军甚至农活，而不是沉迷于无用的文学。于是，业余作家成了家中异类，内敛、感性和胆小的个性，被统统蔑视成一个词“懦弱”。可卡夫卡依旧深爱着这个暴君，根本就没有想和父亲斗争，只弱弱地以沉默应对。他曾给老头儿写过一封近一百页的信，却始终没寄出。信中，他历数了童年的各种创伤，却依旧对父亲无比倾慕，甚至认同后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年轻的作家始终活在罪恶感中：他对爱人的感情，对家庭的渴求，对文学的兴趣以及对于生活的梦想——这些个人意识不仅仅是错误的，简直是有罪的！因为统统破坏了他父亲的完美生活。于是，矛盾的审父心理成了其作品中的关键元素。

如今，人们认为卡夫卡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着现代人的疏离、孤独与绝望，在绝境中寻找出路却发现生命的怪诞、荒谬与扭曲。人处于巨大的世界下，却无路可走。因此卡夫卡被尊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乃至无神论的头衔。

其实卡夫卡并没有那么复杂。而根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其实在死党面前很放得开，一点也不装逼傲娇，特别喜欢当着大家的面朗读自己的作品，每到得意之处时就会忍俊不禁，放声大笑。种种迹象来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巨蟹座男人！

就在业余作家卡夫卡离世的同年，美国影子作曲家乔治·格什温发表了交响曲《蓝色狂想曲》，它融合了古典音乐以及爵士元素，获得巨大成功。这首交响曲成为了美国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使格什温成为了世界级作曲大师。

相比卡夫卡，格什温要幸运很多。都是犹太裔，前者是典型“富二代”，多金却忧郁；后者是屌丝出身，贫苦却不乏快乐。6岁前的格什温是一个淌着鼻涕踢足球、滑旱冰的小讨厌鬼。直到1904年的某一天（怎么又是这一年），讨厌鬼突然听到黑人聚居区传来ragtime（意为令人发笑的拍子。盛行于一战前，是典型的黑人旋律），他有如神助般地开窍了！

由于很差钱，格什温虽有较高的天赋，却从未经过正统的音乐教育。直到开窍后的第九年，他开始学习钢琴、声乐和基础理论。16岁就出来混了——他受雇于勒米克音乐公司，成了专写电影插曲的影子写手，骚年时就已经写就大量流行歌曲，并逐渐在百老汇和好莱坞崭露头角，成为“香饽饽”，可由于其非科班出身又处处矮人一头。当时，纽约街头的小酒吧、路人的哼唱中总能听到格什温的旋律。人们热爱它们，却不知原创是何方神圣。

格什温却从未自暴自弃或骄傲自满，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首专属自己，专属美利坚的交响乐，而《蓝色狂想曲》就在他乘坐长途列车时应运而生。曲子以单簧管独奏为开始，悠缓的颤音，然后是两组音程的渐强滑奏，发出神似汽笛的声响。

《蓝色狂想曲》的第一主题基调，是格什温的小宇宙在整整积蓄十年后爆发出的欢唱：“来吧！这是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之声。一个打破旧传统主张、享乐主义、蔑视习俗惯例和疯狂求欢的时代；一个轻年女子不受传统拘束，不承担法律义务的同居的时代；一个后裤袋里插酒瓶，非法经营酒馆和听多萝茜·帕克俏皮话的时代。”

乐曲完成后，格什温为标题大伤脑筋，毕竟学历不够的硬伤摆在那里，直到首演前才敲定。他认为蓝色（blue）同布鲁斯（blues）正好是同一个词，最终《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之名诞生。格什温的好友，指挥家怀特曼回忆道：“当我在耶奥利安大厅里开始指挥的那一刻，就知道成功了！听众都像触了电般，那感觉……我激动得直哭。清醒时，总谱已经演奏到了第11页，我却怎么也记不得是怎么过来的。”美国人的，美国人创作的，为美国人服务的新作品诞生了！

在格什温的大名传遍全美的1924年，德国奔驰的中国代理处和销售部在上海成立。三叉星的身影开始出现于天朝魔都的花园洋房之中。

那一年，奔驰和戴姆勒签署了互利合作协议，并取名戴姆勒-奔驰。2年后才使用公司大股东爱女的名字梅塞德斯。奔驰已隐约意识到，不应该忽视占全球人口近1/4的国家，它不断尝试各种方式，靠近这个国家并与之同行。对当时年仅27岁的奔驰而言，几桩不经意的普通生意开启了一个未知市场，后者到底有多重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90年之后。

还是说90年前的往事。平民化的奔驰主动在大洋彼岸寻求新机遇时，高贵的希斯巴诺·苏莎昂着鹤型立标，不可一世。它堪称当年世界最昂贵的汽车品牌，其底盘价格让劳斯莱斯都闻风丧胆。希什么苏莎？你不认识？这一斗牛士国的汽车品牌，比小西亚特土豪多了去了。

1904年（怎么又是这一年），在西班牙银行家和刚成年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支持下，希斯巴诺·苏莎诞生了，他的外文名Hispano-Suiza，即“西班牙-瑞士”之意——因为创办人，一个是狂热的西班牙车迷，另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瑞士设计师。

7年后，随着作品渐渐投入市场。仙鹤车的车厂给阿方索十三世写了一封信。这个充满土豪气质的汽车品牌，颇为人文关怀，他们要求出台一部约束汽车和车主的法规，这就是现代汽车法规的雏形——驾驶员需满18岁，不能超过67岁。市内限速15km/h；必须靠右行驶；开车时车主必须时时主义路况，特别是鹅软石，因为当时的轮胎很细，容易打滑。

阿方索十三世真心支持国产贵货。一战结束到西班牙内战爆发的近20年内，这个“贵N代”陆续买了30辆作为皇室御用轿车。而十三帝也非常给面子，经常亲自驾驶着这些豪车往来于欧洲大陆。当时阿方索的最爱，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Type Alfonso XIII” 15T型超跑。

这款车型的产量非常稀少，一特瓜子只造了四辆。均搭载3.6升直列4缸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马力，极速为129km/h。这些数值相比起如今的超跑而言，简直是洒洒水。但在当时，“TypeAlfonso XIII”完全称得上是“超跑界的极速战车”。

进入上世纪20年代，希斯巴诺·苏莎渐渐以“性能领先、内饰奢华、纯手工打造、国王青睐”等诸多爆点，让欧洲各地的土豪和贵族心痒难耐。“求车信”像雪片般飞入工厂，让人应接不暇。西班牙人和瑞士人只好双手一摊，破例准许当时欧洲汽车界的带头大哥斯柯达，成为该品牌的代工厂。凭什么是斯柯达？别看它现在是大众的私生小弟，当年可牛逼了！整个1930年代，日产量达到85辆。今天这个成绩也许不值一提，而当时堪称是一个奇迹。

饶是汽车界的老大哥，斯柯达也造了整整两年才敢拿出手。1926年的春天，斯柯达将第一辆捷克产仙鹤车开往布拉格城堡，献给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这款豪车是具体叫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当时，它搭载6缸发动机，排量6.654升，功率73.5KW，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

曾获过1920年代汽车大奖的希斯巴诺·苏莎H6C，更让通用的灵魂人物哈里·厄尔爱入骨髓——其第一款神作，著名的凯迪拉克LaSalle身上就有H6C的影子。美国人成功地将欧洲顶级豪车的迷人外观，嫁接到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汽车上。

1930年代中期，希斯巴诺·苏莎到达巅峰之时，西班牙内战爆发，车厂被毁，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沉沦……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在流亡中故去。3年后，失去最大知音的希斯巴诺·苏莎就此倒闭，仙鹤车彻底沉寂。但斗牛士国的国王从未忘记过这写美艳绝伦的国产车。如今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即十三帝的孙子）正式出巡时，不改先辈初心，总是乘坐由专人精心保养的希斯巴诺·苏莎。

不过希斯巴诺·苏莎没有被人彻底遗忘。二战之后，法国SNECMA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和西班牙最大的军火商ENASA集团将它从坟里扒了出来，不过两者都不准备复活仙鹤车。倒是第三者，西班牙的Pegaso（1950年代，为法拉利和阿尔法·罗密欧效力的著名工程师Pegaso创立的改装汽车公司）还在努力……于是，2010年日内瓦国际车展，以奥迪R8为基础的新希斯巴诺·苏莎躲在一个角落内，以此宣告其“重出江湖”。可惜，它如同一只被赶下王座的老年狮王，原来的狮群虽能继续接纳它，但其地位早已不复。

一位科幻作家曾说：每一个讲述未来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在描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在。”对于过去同样如此。当下，众多流行故事的背景都设在1920年代——从《唐顿庄园》到《大西洋帝国》，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到《时间规划局》。的确，1920年代实在迷人，人类开始明白何谓“有花堪折直须折”，开始享受性而非以繁衍为目的。但是，即便是思想最开放的摩登人士，也常常希望自己能慢下来，以便喘口气。通过新社交媒介：影院、音乐棚和电台，大量新技术和新思想，重建了我们对于人类的基本要求——不再仅限于温饱，而是寻找新思想、新伴侣——在奥运会上，在爵士乐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在奔驰和仙鹤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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